“民主风吹”

　　民主纪念馆里，正堂居中还是蒋介石铜像，开馆典礼那天，几百个风筝挂在铜像四围，把蒋中正遮挡得严严实实。

　　2007年11月23日，“大中至正”的牌匾被换成“自由广场”时，朱蕴辉就在抗议现场，“很混乱”，“大概有几千人”。

　　不远处的那座蓝顶建筑(中正纪念堂)，当年纪念中正，如今纪念民主。然而，“民主”并没有带来蒋经国孜孜期待的“谅解”。

　　警察把抗议民众围在了广场外沿，朱蕴辉就和大家一起高喊，“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死去多年的人”。他们面前有一幅标注了“台湾民主纪念馆”的大地图，一个抗议的中年男子，上去就把地图撕了，摔在地上，踩了好几脚。

　　那会儿，朱蕴辉不禁想起，当年捐款修中正纪念堂，“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大家都捐一日所得、一月所得。”最终修建中正纪念堂的经费，1/4来自民间捐款。

　　围绕中正纪念堂的改名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已经持续了大半年。在“去蒋”的各项行动一步步都最终实现后，2007年2月28日，陈水扁再次在纪念“二二八事件”的集会上演讲，说中正纪念堂是“不符合民主潮流的封建产物”。

　　半月后，马英九带着国民党要员们，绕行中正纪念堂，抗议“民进党分裂族群、毁弃历史的举动”，终于第一次高调地表明了反对“去蒋”的立场。

　　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郝龙斌说，中正纪念堂不是“国定”的古迹，所以归台北市政府管，谁也别想改名。

　　民进党掌控的“行政院”随即决议中正纪念堂升格为“国定古迹”，归“行政院”下属的“文物建设委员会”管，并且制定了纪念馆园区进出管制和换牌更名的计划，甚至准备好了实施操作的起重机，连纪念馆园区围墙都要拆除。

　　台北市政府也随即宣布，中正纪念堂周边道路届时同样交通管制，“任何工程车辆不得进出”，并要求台北市警局“严格执行”。至于围墙，是园区和台北市共有，谁敢拆除，就以“损坏公物”之嫌逮捕。

　　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处长曾坤地曾经建议，“有需要可以建立民主纪念馆，但中正纪念堂也要继续让它存在，因为这是历史，可以让两者并存下去”。

　　但他最后还是只能无奈地亲眼看着“中正纪念堂”的铜牌被摘下，“台湾民主纪念馆”取而代之。曾坤地说自己“从事公务这么多年，2007年是最难过的一年”。

　　往年的纪念堂，每天早晨，都用扩音器播放“蒋公逝世纪念曲”。不过，陈水扁当政8年来，中正纪念馆的功能，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的领袖怀念。这里开办了很多社会教育的课程，举办的展览是“极地摄影之旅”、“文明科技四千年”。

　　对于中正纪念堂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更珍惜的，是这种自然而然的改变。所以，当急进的政治操弄打碎了这种自然而然时，许多社会教育课程的老师选择了离开，他们不愿意接受署着“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的聘书。

　　2008年1月1日，经过各处的调整后，“台湾民主纪念馆”正式开放，陈水扁亲自主持开馆典礼。

　　民主纪念馆里，正堂居中还是蒋介石铜像，被认为是有碍观瞻；有好事者也曾提议将铜像一并拆除，不过却也兹事体大，后来的变通办法是，开馆典礼那天，几百个风筝挂在铜像四围，把蒋中正遮挡得严严实实。陈水扁和他的支持者称这个“装置艺术”的主题，是“民主风吹”。

　　铜像两边的墙壁，挂上了早年纪念堂前的广场上的群众民主运动的图片，一条大标语是“挥别白色恐怖”，还有“二二八受难者”的名录。

　　当天负责接待来宾的朱秀兰记得，“都是民进党的代表，国民党没有派代表过来。”“我们很沮丧，但有些事情没办法。”

　　陈水扁照例要发表演讲的，曾坤地在台下听。他模模糊糊地记得陈水扁讲了“过去大学生野百合运动在中正纪念堂发生，其他类似的相关政治的抗争活动也在这里，所以要把这个地方改成台湾民主纪念馆”等等。

　　典礼结束后，陈水扁还专门和曾坤地握手，说“未来有运动要继续努力，要拜托你啊”，曾坤地不知道怎么响应好。“我们不要什么伟人，也不愿唱什么高调。”朱秀兰记得10年前刚到纪念堂工作的时候，观众盈门的情景，所以对现在的变故，尤其不以为然。“我们只要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祥和社会。”

　　世道人心

　　威权的残余要处理，这里的问题是，处理的目的，是要泯灭仇恨，而不是增加仇恨。

　　在马英九正式接掌台湾“总统”半个月后，中正纪念堂正堂里的这些“装置艺术”和图片展览，都被撤除了。

　　不过几年来，减少中正纪念堂里关于“两蒋”的布置已经是大势所趋。8月，恢复法定地位后，“中正纪念堂”或许要重新挂牌，但是“自由广场”的匾额，并没有要改回去的计划。

　　在纪念堂服务了10年的志愿者林老师觉得，一切都要改回去“可能性很小了”，因为“时代已经不同，毕竟是进步”。

　　全台湾被拆除的几十尊蒋介石铜像，目前一部分安置在桃园县大溪镇新规划的“蒋公铜塑像艺术园区”，不大的公园，这边一尊蒋介石站着，那边一尊坐着。游客并不算少，三三两两。还有年轻的女学生，摆出掐蒋介石脸蛋的可爱姿势照相。

　　陆续有更多的铜像运来，尚未布展的就挤在大溪镇小区活动中心临时腾空出来的窄小库房里。

　　艺术园建在“两蒋”陵寝停车场旁的空地上，空地还是大溪镇向台湾“国防部”争取无偿使用的。大溪镇的镇长曾荣鉴说，“台湾现在已经民主化，保存这些前领导人的铜像，可以让现在的人民评估其历史价值。”

　　前《新新闻》社长王健壮说到当的“去蒋”很感慨，“批判和政治清算不是一回事情。”他说。

　　早年《新新闻》批判“两蒋”不遗余力，“‘两蒋’是威权的象征，要追求民主人权，‘两蒋’自然就是诉求的对象，”王健壮说，但是他也始终坚持，“处理‘两蒋’的新闻立场，是‘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仇敌。”

　　“威权的残余要处理，这里的问题是，处理的目的，是要泯灭仇恨，而不是增加仇恨。”王健壮说。

　　世道人心，和政治斗争，其实还是在两条路上各自前行的。就好像国立中正大学的毕业生李明慈，她只记得学校图书馆一个角落里，才有一尊蒋介石的铜像。即便校外“去蒋运动”风起云涌，但在平常，同学们“完全不会提到”“蒋中正先生”。“学校的主旨也是自由开放啊！”她说。

　　黄信彰主任也记得，先前“草山行馆”的游客最感兴趣的，其实是吃一顿“蒋中正餐”，食谱和当年蒋家的完全一样。“所有的威权者，都会有一个造神运动，要和人民保持距离。现在民主社会了，大家能有机会接触到他吃什么，当然会感兴趣。觉得‘他能做的我也能做’。”黄信彰说。

　　“很多事情，大家淡忘了，但是‘去蒋’，反而让大家回忆起来，进而反思。”张作锦说，“‘两蒋’确有可议之处，但是也有贡献。‘去蒋’给了大家重新思考的机会。”

　　重新思考的人，包括纪录片《寻找蒋经国》的导演汤湘竹。该片2007年在台湾公视播出，适逢台湾解除戒严体制20周年。汤湘竹说：“身为凡夫俗子，无论做多少努力，我们仍无法看清楚历史的真实。身为凡夫俗子，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凭着资料，臆度着属于那个时代独特的气味。”

　　重新思考的还包括蒋家的后人。“这些年来我慢慢在思考一些事。我家人曾经迫害台湾人民，后来被逼出去(指离开台湾发展)。”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柏2007年5月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不能总是对以前的光荣无法忘记，无法接受批评，总要有人出来接受这些事情。”

　　这是蒋家后人首次对蒋介石作出负面评论。

　　今年的1月13日，是蒋经国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他在台北的故居“七海寓所”首次开放民众参观。不少老人家早上六点前就抵达现场，一心只想表达“敬意”与“思念情意”。

　　民众有民众的纪念方式，政治人物有政治的纪念。马英九带领国民党高层，去了“两蒋”陵寝祭奠鞠躬。就连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与夫人李曾文惠也特地在陵寝前致上白色兰花。

　　逝者已矣，“去蒋”已经渐渐退潮。对操弄政治的人来说，选举已过，政治格局已渐明朗，搬出“两蒋”威权统治受害者的招牌来，也无法再凝聚更多的支持人气，所以再去不去蒋，都无关紧要。而对更大范围的普通民众来说，恰如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那种学生只要听到‘蒋公’两字，就得立正站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台湾基隆的八斗子渔港，树立着全台湾惟一一座蒋经国的铜像。蒋经国去世后，夫人蒋方良常常在铜像前，追忆过往。1994年5月的一天，大病初愈的蒋方良，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她待了很久，注视铜像，环顾周遭一草一木。

　　开车了，蒋方良摇下车窗，回望铜像，挥了挥手。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