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已不家，县也不县”

　　北川人震后见面时，常用的问候语经常是：一方问，怎么样？对方则在沉默中伸出几个手指，表示家中几人遇难。

　　新县城选址至今未定，住在临时县城安昌的北川人，多有寄人篱下之感，“我们的人和心都在流浪”。

　　“5·12”地震发生时，时任农业局局长的董玉飞正与一名副局长在其二楼办公室谈工作。妻子李照则正在从家去农业局上班的路上。

　　董玉飞从窗户中爬出，顺着一根钢管成功逃生。他生前一向爱开玩笑，曾对人谈起当时的感觉：窗外的桂花树在长高。事实上，农业局的一楼当时正沉入地下，董玉飞的二楼变成了一楼。

　　这场地震，让北川农业局10名职工遇难，职工家属遇难者更是多达33人。

　　董玉飞当时逃出之后，同事们已经无法认出，他浑身是土，“只看见两个眼珠在转”。不过，这位农业局的一把手还是很快恢复了镇静，马上清点人数，并和部分职工去县城新区查看家属区伤亡情况。北川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说明中，提到董玉飞还参与了县农贸市场和曲山小学东校区的救助工作。北川农业局副局长赵其洲说，北川农业局在董玉飞领导下，共救出、转移120名灾民。

　　上班路上的李照被倒塌的建筑埋掉，所幸未受重伤。而董玉飞的儿子董壮，则在曲山小学遇难。

　　对于董玉飞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北川官方予以了充分肯定。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说明中，称董玉飞“在地震发生后因组织人员开展救援，没时间去救自己的儿子，两天后才去把他儿子的遗体找到，因此内心很愧疚”。

　　不过，据北川农业局一名干部介绍，当时的情况是，董玉飞得到一个错误消息，误以为儿子董壮已经逃出，方才没有及时去找。“董玉飞跟小孩感情很深，如果不是听说儿子跑出来了，他不会不去找的。”

　　多位北川干部称，地震刚刚发生之后，北川多数情况是各家寻找自己的亲人。真正不顾家人而先救助他人者少之又少。

　　震后三天，董玉飞在曲山小学找到了儿子的遗体，当即痛哭不已。

　　后来，有朋友曾听董玉飞谈起儿子的事，感叹“救人还得靠自己人”。

　　地震中，北川遇难者多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县城。北川人震后见面时，常用的问候语经常是：一方问，怎么样？对方则在沉默中伸出几个手指，表示家中几人遇难。干部同样损失惨重，北川共有466名公务员遇难，其家属遇难者亦不在少数。用一位干部的话说，小家不全(即有直系亲属遇难)者可能有七八成。

　　地震之后，很多失去孩子的北川人陷入自责和内疚当中。“我们内疚自己没有本事把小孩早转到绵阳上学。”北川县委宣传部一位失去孩子的干部颇带怨言地说。

　　董玉飞的弟弟董卓锴回忆，地震之后的五个月里，共见过哥哥两次。但为了避免伤感，互相均不提家事。董玉飞曾对弟弟委婉提及，说“大家都尽力了”。

　　地震之后，董玉飞父母一直住在北川县灌岭乡老家。地震后由于忙于工作，董玉飞一直到中秋节前，方与妻子回老家探望父亲。在地震后父母搭起的帐篷中住了一晚。在此之前，他曾于6月份托人给父母捎了一张字条和一个收音机，字条上说家里一切都好，让父母放心。不过，父母很快便知道了孙子遇难的消息。

　　遗书中，董玉飞最后提到“跪别父亲”，而他死后，膝盖之上也确有泥土，有媒体为此推断，他死前可能遥拜父母良久。

　　董玉飞父母均务农，家中仍有田地。一名干部回忆，有一次偶遇时，董玉飞亦曾颇为认真地说，打算不干了，回灌岭老家种地。

　　分管农办的副县长王久华还记得，6月下旬，她与董玉飞下乡检查工作，董玉飞曾向他抱怨“家没有家，县没有县”，“生活没意思”。王久华并没太当真，只是简单对其开导几句。她万没想到董玉飞真的走上了绝路。

　　“家没有家，县没有县”，正是震后北川困境的写照。由于新县城选址至今未定，北川灾后重建工作无法全面开展，住在临时县城安昌的北川人，多有寄人篱下之感。

　　董玉飞选择自杀的宿舍，是农办租的当地两兄弟的农房。地震之后到自杀之前，董玉飞和北川灾民一样，跟随北川县委、县政府多处迁徙。先是在县城附近的任家坪，后搬至擂鼓镇。一直到8月份，才搬至已作为北川临时县城的安县安昌镇。

　　“我们的人和心都在流浪。”农办干部曾国和的妻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