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可应对金融危机

　　新京报：目前国际社会面临金融危机，这是否会给农村改革带来困难？

　　段应碧：我的看法刚好相反，农村经济发展是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要维持经济的势头就要扩大内需。我记得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央财政只有9000多个亿，但是第一期国债就发行了1500亿，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基本建设来拉动内需，事实证明效果很好。现在我们的财政收入超过4万亿，完全有这个力量从农村启动下一轮改革和建设。

　　解读之政府转型

　　政府无需退出征地谈判

　　徐祥临表示，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最迫切的是财政问题

　　●对话人物：徐祥临

　　●身份：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政策基石　双层经营体制并未改变

　　新京报：《决定》中体现出来的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走向，是否和之前各界的揣测有很大差异？

　　徐祥临：之前大家太过度关注“第三次土改”这样的概念。但是从《决定》来看很清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没有改变，这是农村政策的基石，这意味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在反复强调，和之前一些学者揣测的所谓“土地私有化”是完全不同的。

　　新京报：在你看来，《决定》最大的突破在哪？

　　徐祥临：《决定》最主要的精神是把科学发展观在三农问题上落到实处，它的核心在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比如《决定》里提到要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这就意味着现在的价格机制不合理，说明了中央的态度。

　　体现方式　农民参与非公益性项目

　　新京报：让农民分享改革成果，在土地上是怎样体现的？

　　徐祥临：土地政策这次只是进行了微调，最大的突破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方面，农民可以参与开发经营。我们知道现在土地一级市场是被政府垄断的，但是农村建设用地属于集体所有，和城市建设用地的产权关系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模式有待商榷。

　　新京报：现在这种新模式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徐祥临：一个是非常强调土地用途要符合规划，这是个老规定，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在土地的使用中对于规划是很不严肃，不按照规划办事的情况非常多。

　　因此这次提到的是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经营性用地要农民集体和开发商来进行谈判，这个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因为既然是经营性用地，就应该考虑到这里面有各种利益主体，农民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你在别人的土地上进行开发，怎么可能不让人按照市场原则获利？

　　政府角色　征地时政府起指导作用

　　新京报：《决定》里提到政府应当逐步退出非公益性征地，应该怎样操作？

　　徐祥临：经营性用地的谈判，应当是以村集体为单位，和用地者自己谈判价格，但是我不认为地方政府应当完全退出，更好的模式进行转型。

　　以往地方政府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替开发商征地，现在是否可以变成替农民卖地？因为农民或者村集体对于市场规则不一定熟悉，政府可以给予指导，有利于他们权益的保护。政府转型的关键在于重工轻农、重商轻农的思想要得以转变。

　　新京报：三中全会后进行农村改革，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

　　徐祥临：我想最迫切的还是财政问题。因为这代表能否扩大投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每年年中编订财政预算的时候，各个部委各个地方可能都在要钱，到底能不能把财政往农村倾斜，这需要中央真正有决心。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李静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