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见杨佳：他到底在派出所挨打了没有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20日15:07 南都周刊

　　二见杨佳：他到底在派出所挨打了没有？

　　9月24日，翟建结束了康慧军案庭审后，开始着手准备杨佳案。在杨佳签名写于9月10日的上诉书中，翟建看到，上诉理由有三：一是，故意杀人罪不成立，自己没有故意杀人，多名公安人员死亡在意料之外；二是，多名证人没到庭做证，证词与事实不符；三是，自己从未提过无理要求。

　　翟建发现，上诉状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提出了上诉理由，而对于想要达到的结果只字未提。

　　9月25日上午，翟建和吉剑青再次去见杨佳。

　　首先问他：“这个上诉状是不是你写的？”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再问上诉状为何没提要达到的结果时，杨佳的回答再次让翟建惊讶——“我对判决结果看得不重要，我只是讨个说法：警察到底打过我没有？”

　　翟建一听以后，就对杨佳说：3条理由中，第一个是定性的问题。第二个是程序问题。证人，按照法律规定，尤其是关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作为辩护律师我不得不问你：你认为这些证人出庭会承认他们打过你吗？你为什么不在法庭上明确说清楚他们怎么打你的？这是纠纷，各执一词，应让法官判定谁说的更具有合理性。第三个是事实问题。你说没有提过无理要求，其实也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根本没有提过要求，一种是提过，自己认为是合理的。

　　在这次会见中，翟建进一步了解该案的经过。按照杨佳的说法，2007年10月5日，他在芷江西路因骑无牌自行车，受到巡警盘查，一直到警车赶到，他和警察没有任何肢体上的冲突。

　　他曾经说过，当时在马路上，一个警察骂他：你是从你妈裤裆里出来的。后来开庭审理时，当庭播放了他跟警察僵持的34分钟的录音，翟建听得出：当时杨佳说了句“他妈的”。警察就回了一句：你也是从你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你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句话，翟建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

　　据杨佳向翟建讲，到了派出所以后，有一个警察“喷着唾沫跟他讲话”。杨佳认为他是故意的，然后他遭派出所多名警察殴打。“上来几个警察，就把我抬手抬脚架到里边一间房间，拳打脚踢，打了两三分钟。” 后来二审法庭有录像显示，杨被数名警察强行拉扯到另一个房间。

　　杨佳就开始投诉。翟建后来从录像中看到，杨佳从进派出所的大堂开始，手中拿着电话，一直在打。杨佳说：“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自己又被带到派出所了。”

　　看守所里，翟建问他这里的“又”是什么意思？杨佳说，2006年11月，他曾经在山西太原，被警察殴打，打掉三颗门牙，以及轻微脑震荡。后来，他去验伤了，和妈妈一起交涉，对方赔偿3000多元。

　　据杨佳向翟建讲：当天晚上，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的督察来了，杨佳就向警察要一张证明，证明他们打过他，督察讲“不可能”。杨佳说不给解决，就继续投诉。吴姓督察说：你这么点事情搞那么大，你投诉就是了，最后不是你顶死我，就是我顶死你！翟建说，这句话，当时没有录音，吴对此是否认的。

　　凌晨一两点，杨佳离开了派出所。他跟吴姓督察的接触仅限于此，吴没有打过他。当天，杨佳没有去验伤，他的解释之一是，伤得不重，两个胳膊上有淤青，回去之后才发现背上也有。在看守所，翟建问了敏感的话题：你的生殖器有没有问题？他回答说：“没有，绝对没有”。还反问道：“你怎么这么说？”

　　回北京以后，杨佳就不断投诉。他说给上海公安局发过E-mail，给公安部打过电话，后来想到要向媒体投诉，就买了1000个信封、1000套邮票、一箱复印纸。

　　然后是2008年6月12日，他再次来到上海，却是约网友来旅游的，一直玩到24日。翟建问：那次来上海，是不是想去问问投诉的结果？杨佳答：没有想过。又问：有没有去闸北公安局门口看看，认认路什么的？回答：骑车时路过，但是没有注意太多。又问：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去问一下呢？杨佳说就是来玩的啊。

　　6月24日，杨佳回北京，他说行李带得太多了，要送回去。6月26日，他又回到了上海。随后几天，他从网上买了催泪瓦斯、防毒面具，在店里买了刀、登山手杖、锤子、医用塑胶手套，捡了一个塑胶桶，从修车场买了汽油，在垃圾箱里捡了8个啤酒瓶。

　　7月1日早上7点多，他奔往闸北公安分局，随身带着现金7000多元，信用卡上有2万多元。

　　后来翟建问：为什么要点燃汽油瓶？杨佳说制造点声势，让大家知道这里有人对公安局很不满。又问为什么不去派出所？他说他对分局的处理不满！那个督察不好好处理，就去找他！

　　杨佳还向翟建说：进了分局以后。他说自己确实记不清楚了，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还在一楼杀了4个人。他说，当时在1楼看了一眼，找到督察室在21楼，就往21楼跑，一路上好像碰到一二十个人，遇上挡道的就捅。在21楼电梯口刺伤了吴，但没认出他来。

　　在第二次谈话中，翟建觉得杨佳精神有些异常：在派出所挨打，伤得并不重，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来上海旅游，突然想起来了，就搞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不是正常人的思维。

　　三见杨佳：他有没有精神病？

　　在9月25日的会见中，杨佳提供了他阿姨的电话。这是他唯一愿意联系的亲人。

　　在第一次会面时，翟建了解到，杨佳已经知道自己的妈妈找不到了。他曾坚持要妈妈为他找律师，但后来法院告诉他，已经把相关的函发到了他妈妈那里，就是找不到人。但令人奇怪的是，杨佳对妈妈的失踪一直没有深究。

　　国庆长假期间，翟建仔细地研究该案一审的所有材料，结合对原司法鉴定的鉴定依据——《中国精神病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的研究，认为杨佳的行为几乎完全符合该标准中有关“偏执性人格障碍”等数种人格障碍的表现。

　　10月6日，长假一结束，翟建正式向上海高院递交了对杨佳重新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当天下午，翟建和吉剑青去见杨佳，向他说明了要从精神病的角度辩护。翟建担心，杨佳是很倔的，如果不事先沟通，就在法庭上讲他有精神病，他会认为是对他的侮辱，会当庭顶起来。

　　果然，杨佳不接受自己有精神病。翟建就做他的工作：有时，人的病是自己发现不了的，有些病不是说精神分裂症，就是痴呆傻子一样，其实有时只有某些方面是病态的，而在其他方面正常。

　　当天，翟建把一篇《试论司法精神病学中“偏执性精神病”》的文章拿给杨佳看。作者何恬，医学学士，法学硕士，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司法精神病学的教学和鉴定工作。

　　在这篇文章中，何恬提到偏执性精神病病人 “通常有个性缺陷，表现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容易激动、自尊心强、自命不凡，这一性格特征，导致他遇事爱认死理，喜欢抗上，不服从领导、为追求自己认定的真理，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文章还提到，“偏执型精神病人的妄想内容不荒唐、不泛化，系统性强，病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社会保持较好的联系，所以其辨认能力、控制能力几乎接近正常。”

　　经过做工作，杨佳表示理解，保证在法庭上不呛起来，但他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

　　四见杨佳：辩护律师之争

　　10月9日，翟建接到了上海高院的通知，10月13日开庭。他知道法院不准备再做司法鉴定了。当天晚上，翟建把开庭的消息通知了王静荣，并将杨佳的家人要来旁听的事情，跟法院交涉。

　　前一天，王静荣和杨福生上书上海市政法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委托上海高院强行指定的上海律师”。

　　谁来为杨佳聘请律师，在该案一审宣判之后，就成为争论的话题。此前，9月26日一早，翟建打电话给王静荣，告之自己接受杨佳委托成为其律师的原因。从王静荣那里，他了解到，杨佳爸爸杨福生也为此请了两名律师——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的李劲松、刘晓原律师。而当时在电话里，王静荣并没有告诉翟建，自己也为杨佳请了个律师，李和平。当天，翟建先后打电话，和李劲松、李和平做了沟通。

　　在9月25日的会见，翟建曾问过杨佳，你爸爸给你请律师，你知不知道？他说知道，但拒绝在委托书上签字。他没有说理由。翟建又问，一审的律师是不是你妈妈给你请的？他说当时是签字同意的。翟回忆说，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对一审律师表示不满。

　　在10月6日的会见中，翟建又问杨佳：你不要你爸爸请的律师，但是他要是来旁听你会不会接受？杨佳说没关系，其实他听不听都无所谓。

　　10月10日，翟建又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为了对杨佳的精神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确认其导致六名民警死亡的行为究竟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还是网上流传的这是一个反政府的“英雄行为”？建议在开庭时，邀请部分精神病诊疗专家参加旁听，庭后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从而决定是否对杨佳的精神状况重新鉴定。

　　10月12日早上，王静荣和杨福生到了上海。翟建给他们打电话，这是他和杨福生第一次通话。杨福生首先表示了感谢，然后提了两点要求：

　　1、能不能让杨佳写个条，亲自说明一下为什么不接受我请的律师。2、要他在法庭上实事求是地讲，别像一审那样什么都不讲。

　　翟建说：第二条要求，我保证带到。第一条我不敢保证，不过我有折中的方法——我通过做笔录的方式，可以表达这层意思。

　　10月12日上午，翟建和吉剑青律师在开庭前，最后一次会见杨佳。为杨佳做了笔录，部分内容如下：

　　杨佳：我爸给我请律师，我是知道的，拒绝也是我自己的决定。

　　律师：你爸对你不错，一直供你读书到毕业。

　　杨佳：是的，在我中专毕业之前，他是给钱的，在毕业以后，半年内也是给钱的，后来就不给了。

　　律师：没再给过你钱吗？

　　杨佳：起码我没有拿到过。我妈住院的时候，他给过我妈钱。给多少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