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又送走了28个布尔什维克”

　　1950年秋天，育英小学迎来50多个来自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他们就是电影《红樱桃》中描写的那批革命烈士的子弟，父母都是我国老一代革命家。党中央对他们极为关怀，新中国成立后，局势一稳定下来，就把他们接回祖国，送进了育英小学。

　　他们回国后，朱德、任弼时、林伯渠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接待了他们，合影留念。

　　由于在苏联长大，这些学生的生活习惯、语言都已完全苏联化了。学校为他们开设了中文补习班，请来了翻译，建立了西餐厅。这些孩子都非常争气。当中文补习到一定程度以后，年龄大些的孩子又到苏联上大学，年龄小的孩子则留在育英小学学习。年龄半大的28个孩子，程度相当于中学，被送到哈尔滨中长铁路苏联学校用俄文继续学习，为去苏联上大学作准备。送走这28名学生后，当时的校长韩作黎满怀深情地说：“咱们今天又送走了28个布尔什维克。”

　　育英小学曾接纳了许多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就读。他们毕业后有许多人返回自己的祖国，也有一些人长期留在了中国。

　　5.毛泽东亲手给学校题字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1953年6月，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1950年6月10 日，育英小学建队，第一批入队的是13名年龄最大的同学。

　　每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中直育英小学都派代表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观礼。1952 年国庆节，育英小学学生李莉莉代表全国少年儿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献花。

　　育英小学学习氛围很浓，人人力争上游，这也和领袖的殷切期望有关。

　　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毛泽东主席通过他的女儿李讷，送给育英小学一个珍贵礼物——他亲手书写的“好好学习，好好学习”的条幅。全校师生欢欣鼓舞，制作了玻璃镜框，把它高高悬挂在校部大厅里。韩作黎校长号召全体师生，以此为鞭策，好好学习。

　　6.刘少奇的儿子没钱寄宿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命令，将供给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改行工资制待遇后，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个人负担。这也意味着这所干部子弟学校的体制也走向终结。

　　以前，共产党军政人员的子女被送进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学校，都是集体过供给制生活，不用交钱。而从1955年9 月1日新学年开始，新生报到时须缴纳学费。学费由课本费、学杂费两部分组成。如果有条件继续实行寄宿制，应增加伙食、住宿等相关费用。

　　1956年，中直育英小学改称北京育英小学，划归海淀区教育局管辖。新的入学条件是革命遗孤、烈士子女或父母双方出国，家中无人照顾的孩子。

　　转轨之后，让子女继续上寄宿制学校，这对子女多的大多数干部甚至最高级别的干部，都是个不小的负担。1955 年9月1日刚一开学，不少人就把子女转到城里上普通学校了。其中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丁丁、陆定一的女儿陆瑞儿等。

　　受影响最大的是烈士遗属。以秦邦宪(博古)的遗孀张越霞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她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单靠自己的工资难以供养6个子女。于是，杨尚昆为张越霞的每个子女申请到每月20元的生活补助。

　　7.“文革”中曾遭严重打砸抢

　　“文化大革命”中，曾刮过一阵“砸烂修正主义重点学校”的歪风，许多老师因此受到冲击，遭受严重的人身侮辱。与刘少奇有过接触的老师更是被戴上了“刘少奇孝子贤孙”的大帽子，被整得死去活来。一些坏分子和一些不懂事的红卫兵，利用打砸抢的机会，肆意劫掠公私财物，使学校的珍贵财产和文物损失殆尽……

　　此后，北京育英小学又数次易名。从1972年起扩建，招收了中学生，学校定名为“北京育英学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它题写了新的校名，悬挂在学校正门。这个校名至今未变。

　　育英小学的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牢牢记住，自己是普通的劳动者；现在学习知识，将来要把一切都献给劳苦大众；同学间不问父母是谁，没有攀比父母职位高低的风气……

　　这就是育英小学的校风。

　　育英小学从创办至今已60年了，它的毕业生中既有部长、省长、将军，也有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作家、学者、医生、工人、农民……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