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昕捷

　　“您知道他吧？”杨卫东指了指中间展板上那张年轻的笑脸，那是孙志刚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他在收容所里被打死了。我总觉得，他是替我们死的。”

　　国庆节那天，这个距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的打工博物馆，只来了一个观众。“偶然经过”的客人背着手，顺着展台看过去，未作停留。解说员杨卫东试图打破沉默。

　　6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日的午后，22岁的杨卫东与两个老乡正躲在深圳一间黑乎乎的房子里。时值国庆节前夕，这座著名的移民城市要清查外来人口。因为担心没有暂住证可能被遣送回原籍，这3个来自河南农村的打工者拉上窗帘，让人把自己锁在房里，想熬过这一天。

　　有人“砰砰砰”地拍门。3人都没出声，他们只是“从彼此的眼中看到惊恐”。趴在床下的阿黄被吵醒了，它摇着尾巴准备向门边跑，被杨卫东“一把掐住脖子”，紧接着“用被子蒙住了它的脑袋”。

　　等拍门声止歇，狗已经死了。几天后得知，敲门的是个老乡。

　　现在，杨卫东在这个名为“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的展览中担任解说员。面对花花绿绿的暂住证、务工证和劳务证明，有些“城里人”会好奇，“这些都干嘛使？”每到这时，杨卫东说，他就会想起阿黄。阿黄的故事，本该是历史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正在被赋予各种意义。在“打工博物馆”的发起人孙恒看来，这30年要么被简化成数字翻番的“经济发展史”；要么被演绎成一段“小渔村跃升为国际化都市”的传奇；要么被物化为耸立在城市中的雄伟建筑，比如今年国庆节当天，近50万旅游者把鸟巢当作京城游的首选——显然，与一个200平方米的民间博物馆相比，国家体育场更像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这些历史的确叫人惊叹，却都没有提到‘人’。”孙恒说。

　　参照官方2007年公布的数据，这群30年来先后被称为“盲流”、“打工妹(仔)”、“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已经超过2.26亿。30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来得及从城市的屋檐下走出来。幸好，现在拖着拉杆箱的年轻人已不再像背上编织袋进城的前辈那样默默忍受。有人试图追寻那段历史——为了记录过去，更重要的是，让后来者可以藉此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城和村

　　打工博物馆落脚在一个叫皮村的地方，这里位于北京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朝阳、通州、顺义三区交界处。在全村6000人口中，外地打工者占到5000多。孙恒和他的同伴们一直试图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富有生机的打工者家园。

　　然而村里人大都说不出这个博物馆的确切位置，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也并不关心。10多年前，村里兴建了好几座家具厂和琉璃厂，随着打工者的陆续到来，本地的农民就不再以种地为生。他们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起几栋小楼，以每间300元的月租金出租，闲时搓搓麻将，做个自在的房东。

　　走过13元的火锅店、18元的皮鞋城、绕过喧闹的台球桌和熙熙攘攘的电话亭，孙恒把来访者带进这个迷宫般的小村。在北京每一个城乡结合部，你都能找到类似的“城中村”。

　　“皮村就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孙恒伸出右手，做了一个类似切西瓜的动作，“就像打工者所处的位置。”

　　尽管周边已盖满楼盘，房地产商却从未觊觎过这片土地。因为皮村就在飞机航线的正下方。

　　每隔10分钟，就会有飞机从头顶上方飞过。巨大的轰鸣声，把2米之外的人声迅速淹没，以至于孙恒不得不提高嗓门说道：“打工者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主流文化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声音。”

　　为了记录这个群体的历史变迁，2007年底,孙恒在香港乐施会的帮助下租下一间废弃的琉璃厂房。改造之后的打工博物馆在今年5月1日开馆，那天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

　　一幅大字横幅悬挂在展厅的墙上，“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横幅的下方，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玻璃展柜里，摆放着500多件展品：票据、证件、罚款单、押金条、白条、保安工服以及皱巴巴的红头文件。

　　几乎每个解说员都会强调，“这些是我们自己书写的历史”。作为打工者，他们很在乎这间博物馆的“主体性”。

　　孙恒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种主体性的重要意义。今年4月底，深圳率先开放了中国首家以外来劳务工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从当地媒体的描述来看，在那间博物馆里，劳务工们“幽暗窄小的宿舍”却又“充满生活情趣”，林林总总的展品主要是当年劳务工留下的手工画、情书、日记、家信及送给情人的自制礼物，还有他们为寻觅爱情而设立的“情感留言板”等，据说“集中体现了劳务工们的五彩生活”。另一家当地媒体开篇就说，“这座投资350万元、占地3000平方米的博物馆是为我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献礼。”

　　或许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孙恒和他的同伴们更愿意“自己来记录自己的历史”，而不用“别人来代写甚至改写”。

　　怨和情

　　没有政府部门的资源，但口口相传的“征集令”似乎更让工友们动心。北京昌平区有个建筑工地的工人听说筹建博物馆的事后，第二天，30个人请假来到皮村给他们捐赠物品。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也陆续寄来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回忆”。

　　于是人们得以看到另一些不一样的展品。

　　有工友寄来一张工资条，上面标明月收入1600多元，细看，其中有1000多元是一个月加班131个小时换来的。

　　广东的一个女工寄来自己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着她的姓名，背面印着工厂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

　　这些在官办的博物馆中是看不到的。

　　还有一份2000年的北京报纸，上面刊登了当时北京市劳动局的规定，作为首善之区，这座城市有超过100种行业限制或禁止雇佣外来工。

　　在儿童展厅挂着一篇手稿，这首题为《我是谁》的诗歌实际上就是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中打工子弟朗诵的那首《心里话》的原稿。

　　上春晚时，导演又加上了后来备受争议的那句话，“别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别人比明天”。

　　按照原作者北京智泉学校校长秦继杰的说法，最初的诗作中没有这层含义。“孩子们都是很有自尊的。他们不愿意强调自己的父母跟别人不同，不想因此觉得低下。但话说回来，让他们去跟城里的孩子比明天，怎么比呢？”

　　尽管孙恒也认为《心里话》是春晚历年来最让人感动的节目，他仍然觉得添上的那句话有些刺耳，一看就是“城里人的想法”。“孩子特别朴实，并没有那种‘现在我不如你，等我长大了就要骑你脖子上’的想法。”他有些着急地说。

　　原稿中，他们最后一句说的是“大家都是祖国的花，中国的娃”。孙恒认为，显然孩子们要求的只是平等，就是“我和你在一起”的那种权利。

　　展品中能看到这种权利的，不多，透露出的大都是不平等和屈辱的往事。孙恒说，自己从未打算把博物馆办成“抱怨”和“控诉”的平台，“但是如果生活是苦涩的，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它呢？”

　　博物馆追求“客观展示”，但参观的人在那些充满温情的展品中也看到了辛酸：

　　展厅里摆着一个烤羊肉串的铁架子，那是一位姓曹的工友自己用旧铁皮做的。他1992年来北京，在颐和园北宫门附近卖羊肉串，艰辛的生活让他对这个铁架子有了感情。1994年当它被联防队员没收后，他用200元钱赎了回来。此后他卖过煎饼、卖过水果，现在是一家报社的送报员。跟了他10多年的物件，捐给了博物馆。

　　还有一封玩具厂女工的家书，通篇表达的都是“思念”和“叮嘱父母保重身体”。4个月后，这名女工死于深圳致丽玩具厂的大火。在这场当时震动全国的特大火灾中，82名女工遇难。

　　一个打工子弟用画笔写下自己的愿望，“我们家是卖菜的，妈妈爸爸常常连饭都吃不上”。他最大的愿望是“全家能在一起吃顿饭”。这幅画上有褐色的爸爸、黄色的妈妈和绿色的女儿，三个人围着圆桌，桌上摆着三个饭碗，菜只有摆在中间的一条鱼。

　　在开馆当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细细地看完了每一件展品。她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种“主体性文化”，即拒绝被别人展示，自己要站出来展示自己的历史。卜卫认为，在这样的文化中，打工者更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