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和进

　　32岁的孙恒来自河南开封。1998年师专毕业后，他本来有机会当上中学音乐老师，却选择来北京打工。他有时在地下通道卖唱，有时到西客站做搬运工，像许多向往大城市的打工者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找不着自己的位置。

　　直到有一天，一份在打工子弟学校教音乐课的工作让他找到了归属感。通过那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孙恒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思考这个流动的打工群体。他穿梭在北京的高校间，旁听与三农、城乡问题相关的讲座，也努力从书中寻找答案，如今他把自己的思考写进博物馆里。

　　在被孙恒和同伴们称作“我们的历史”的那张图表上，时间从1978年起，一直延续到今天。30年的时间，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应运而生。这一波城市化浪潮，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农民“无组织、无纪律”地自发形成的。

　　图表描绘了被称为“盲流”的民工潮的形成过程：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1978年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农民的饥饿问题逐渐解决了，因此外出打工的人非常少，数量呈现出一条平缓的线。

　　到1984年，外出打工的人群出现了高速增长，原因是当时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生产的收益因此下降。此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成为剩余劳动力。中央出台文件说，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经商务工。

　　但究竟该怎么进？上头一直说是“有序”，查阅当时文件，却大多有控制、阻挡的意思。在博物馆收藏的一份1989年的红头文件中，有“坚决制止农民盲目进城”的指示。广东省政府也出台过政策，要求坚决制止当时出现的所谓“盲流”。那时候引进外来工也是有计划的，并不欢迎打工者自己来。所以每个省都有驻深圳办事处，就是为了处理农民工输入问题。但实际上，通过政府的途径输入的民工不超过5%，主要是自发“进城”的。

　　在图表中，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一条增长线陡然上扬。决策层终于发现民工潮已经“堵”不住，也“挡”不了，这才顺应潮流，开始正面看待、积极引导这股人口流动的大潮。

　　孙恒承认，这些结论大多是借鉴了学界已有的共识。只是在书写“我们的历史”时，他特别把2003年拎了出来。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温总理为建筑工人讨薪，二是孙志刚事件。在孙恒看来，只有经历过屈辱和歧视的打工者才会切身感受到这两件事的意义。

　　辱和死

　　没有什么展品能像暂住证一样引发打工者的共鸣。博物馆收到的捐赠品中，最多的就是暂住证。对打工者来说这是一段屈辱的集体记忆。

　　在这个国家，“迁徙自由”曾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中，就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1972年，这一条在《宪法》中消失了。此后《宪法》几经修订，但“迁徙自由权”一直没有恢复。

　　于是暂住证应运而生，作为“外地人在城市临时居住的合法身份证明”。

　　“一张暂住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你面前立起这面墙，就休想闯过去。”孙恒说。参与筹建博物馆的王德志第一个捐出了自己多个版本的暂住证，这些原打算“留着给孙子辈看的文物”也成了博物馆的“一号展品”。

　　从最早办理的180元一个的暂住证到现在5元一个的B本，王德志的北京市暂住证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在这座城市，暂住证分为A、B、C三种。按照管理部门的解释，绿色的A类证发给来京合法从事务工经商5年以上，对北京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以及在京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人员；红色的C类证则发给来京务工经商不满一年的人员，同时要重点对这类人加强法制教育和首都精神文明教育；时间上介于二者之间的人员发橙色的B类证。在这个属于外来打工者的博物馆，几乎找不到A本。在北京打拼了13年的内蒙古青年王德志，现在拿的是B本。

　　1995年冬天，因为沉迷于相声表演，18岁的王德志怀揣1000元钱来到北京。圆梦不成，他就留在北京打工，做过大厨、跑堂和送水工。

　　有一次，他在西四环租房子住，理发出来就被警察查暂住证。因为没有随身携带，他被警察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腰，一下子拉上吉普车，拖进村子大院，令他和好多人一起蹲在地上。

　　后来，王德志拜师学相声，有一天去上课，骑自行车经过丰台，被联防和警察截住，要求查看暂住证。“我随身带着暂住证，但是我不服气，他们老不拿我们当人看。”于是他要求先查看对方的证件。警察一愣，随即亮出了证件。王德志也拿出了自己的暂住证。结果警察说，要验一验真假。于是他就和一帮贴小广告的被圈在了一个小屋子里。

　　有工友赠送给博物馆一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周拥平编著的《看看他们》。这本书记录了100个打工者的口述，其中，河北沧州农民工赵宏磊的经历尤为离奇。

　　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北京访问那年，做小买卖的赵宏磊到东郊上货，几个巡警上来就问：“克林顿来了你知道吗？”赵宏磊心想，克林顿来了关我什么事呀。又问带没带暂住证，然后是搜身，看赵买了一箱带鱼，就让他拿带鱼到小卖部做抵押，换四盒“希尔顿”，然后一人拿了一盒走了。

　　另一次是在2000年9月17日，也是在上货的路上，赵宏磊被抓到了派出所。警察先向他要暂住证、就业证，证拿出来之后就被撕了。然后警察把抓来的外地人关到一起，还把每个人的皮带都没收了，蹲在那里，谁敢抬头上去就抽。凑够了人数，就用车送到一个叫“东八间房”的地方，到了夜里2点又送到昌平收容所。天亮又用车拉到北京站，说要遣送回家。到了家，再让亲属出350元钱到当地派出所“赎身”。

　　刚出北京，河北的警察就上来了。他们开始“叫卖”，先是说给500元就能下车。赵宏磊身上只有40元，连声儿都没敢吭。最先下去的是歌厅的小姐。然后是 400、300、200、100 这样下来，到了廊坊，他花30元下了车，跟着就买了张5元的车票又回到了北京。

　　在寄给博物馆的几乎每个暂住证里，工友们都附上了自己的遭遇。杨卫东特别留意了时间，大多发生在2003年之前。由此他产生了“孙志刚是替我们死的”这样的想法。

　　2003年3月，就职于广州某公司任美术设计师的孙志刚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后死亡，经法医鉴定系遭毒打致死。此事经媒体公开后，促使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终结了收容遣送的荒诞历史。

　　杨卫东起初并不知道孙志刚是谁，他只是发现，在2003年的某一天，似乎一夜之间，打工者见到警察不再躲，开始直起腰走路。

　　孙志刚的墓碑上刻着“他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这是站在某种高度的评价。在杨卫东这样的打工者看来，他的死为一个群体找回了在城市里作为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