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干部”不能再“走”了

　　编者按：人们把“工作在农村，住宿在城镇”的党政干部戏称为“走读干部”。近期，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进行的“群众与基层干部”的专题调查显示，基层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对工作缺乏责任心”，占受调查者的68.46%；二是“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意识比较淡漠”，占受调查者的64.89%，这都与“走读干部”有着密切联系。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已经给严重影响干群关系的“走读干部”敲响了警钟，但干部“走读”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制度层面。

　　据媒体报道，在讨论云南孟连“7.19事件”的省委常委会上，云南省高层官员对基层干部的作风漂浮、脱离群众的现象深感忧虑，并严厉斥责。孟连干部群众反映，孟连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经常不在县里，热衷于跑上面和外面，习惯于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官僚主义严重。据统计，孟连前县委书记胡文彬2007年下乡镇仅26次，都是当天返回；乡镇主要领导都住在县城，周一上班，周末回家。以致诸如橡胶利益调整等工作一拖再拖，致使群众怨气郁积爆发，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

　　“走读干部”“根”不在乡土，一门心思往上跑

　　令人忧郁的是孟连县所反映的状况不是个别现象，在我国的一些基层政府，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基层政府普遍存在。走读干部“根”不在乡土，要他们对群众负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于是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心浮气躁、不安心本职工作、工作不负责、对群众不热情，一门心思往上跑、跑升迁调动就成为必然。

　　县乡两级政府是政府沟通和联系群众、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并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的主要平台。在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主要是通过县乡政府提供。目前，我国还有70%以上的人口，基本是农村人口，依靠县乡政府的公共服务保障。所谓和谐社会、小康社会、三农问题的解决、科学发展观的落实等，都依赖于县乡政府的工作实效。可以说，在我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县乡区域治理的好或稳定和谐则国家社会就稳定和谐，“县治则国治”还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县乡治理主要依赖于基层政府的公务员，特别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公务员。他们的工作态度、行为作风、服务意识、责任精神、廉洁程度、治理能力等，对县乡区域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近一段时间以来，与县乡政府工作漂浮相关的、不负责、不认真、不深入而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或重大伤亡事故的热点新闻层出不穷，这些事件形成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漠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甚至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侵害群众利益，致使民怨沸腾。我曾提出，不能对群体性事件做过分的政治化解读，就是因为许多群体性事件并没有特定政治含义，而是一些基层政府的“不作为”造成的。深层原因是当地民怨长期未得到很好的化解，为什么没有很好的化解，一是当地政府不作为，心思没有放在百姓身上；二是当地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牵扯其中，屁股没有坐在群众一边。

　　由于工作需要，笔者经常到一些地方搞调研，发现某些县乡领导的工作态度、责任心确实有问题。花着纳税人的钱，肩负着党和人民的信任，忙着自己的私事。一些乡镇不仅周末没有人值班，干部回城，工作日也人员稀少，冷冷清清。而一些县委的主要领导，不是待在县里谋划发展，真抓实干，而是浮在市里、省里，跑官要官，或找些学习考察的充足理由漂在外面，特别是在党委政府换届时，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干部的权力不是老百姓给的

　　其实，据笔者观察，走读干部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制度层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些干部的权力不是老百姓给的，公共权力失去了最基本的约束。事实上，为了防止“走读干部”现象，一些地方也想了许多办法，比如对乡镇干部的“夜查”制度，工作日突击检查制度、上级组织纪检部门的考察监督制度等，但基本上不起作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资料显示，从1992年前后“走读干部”出现到2007年，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也从1992年的0.87万件增加到2007年的9万件左右，这其中肯定有必然的联系，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要从根本上解决“走读干部”问题，最有效的改革是把县乡主要领导的“选择权”交给当地群众，使群众成为县乡领导的“选择主体”，狠下决心从制度上改变县乡主要领导事实上的“委任制”状况，改变干部任命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的状况，让老百姓在干部的选任上起主体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走读干部”问题，也才能使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到工作上来，才能使那些对群众不热情、工作不负责的干部失去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