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漫漫回归路》

　　编导：仲伟宁

　　【演播室】

　　说到公安机关执法，最基本的要求当然是严格执法。有人说法不容情。不过，人们也发现在执法过程当中情也会发生非常微妙的作用。就拿那些在逃犯来说，无情的法网让他们是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甚至有的在逃犯一边逃还一边盼着，要是早点把我抓住就好了，早抓住，早踏实。这个时候他们缺的就是轻轻一拉，是晓之以理的同时也动之以情的轻轻一拉。在逃可能就会变成自首。在辽宁省瓦房店市，两年来自首归案的事例成倍增加。原因就在于这轻轻的一拉。

　　【第一部分】

　　解说：

　　每到夜幕降临，游荡在这座城市的高金和才能稍稍松一口气。

　　采访：

　　高金和(犯罪嫌疑人)：老紧张了，时时刻刻警惕着做好心理准备跑，时时刻刻就是跑。

　　解说：

　　紧张，惶恐，煎熬，这些灰色的情绪去年一直笼罩着高家，2007年3月，23岁的高金和为了给受委屈的朋友报仇，用刀致他人重伤后逃逸，开始逃亡生活。

　　采访：

　　高金和：当时一听他鉴定出来是重伤，当时我脑子"嗡"的一声。我说完了我说重伤，完了，我说跑吧。

　　解说：

　　高金和知道事态严重，如果是重伤害，肯定不可避免被判刑。他没敢跟母亲打招呼，就谎称外出打工不再露面，但是办案民警很快根据线索找到了高家。

　　采访：

　　隋永霞(高金和的母亲)：他说你们家孩子出事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出事了？我说我不知道啊。你们家孩子和人打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孩子呢？我说没在家。

　　奚乃魁(辽宁省瓦房店市福德派出所 副所长)：只是一味地回答咱们，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儿子在哪儿我肯定不知道，我知道以后我肯定告诉你们，我把他领去。是这么承诺的。

　　解说：

　　当时高金和的父亲远在俄罗斯打工，奶奶年迈体弱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母亲独自承担却又不知如何是好，严重的心脏病让她寝食难安度日如年。

　　采访：

　　隋永霞：车来了，我在那看。一个灯在这停下来了，我那心吓得就怦怦跳，就像我在做什么事似的，都吓得扛不住。有时候晚上睡觉吓一身汗。

　　高士东(高金和的父亲)：说句不好听的，都有轻生的念头。

　　解说：

　　在瓦房店看守所我们见到另一起案件的当事人梅耀闯，他至今也无法相信，自己怎么会在快过年的时候因为酒后和人打赌的一点小事，就导致对方重伤致死的严重后果。

　　采访：

　　梅耀闯(犯罪嫌疑人)：当时我听说他死了，我当时懵了。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能死呢？我就纳闷了。怎么想也想不通。 记者：听到他出事的消息之后什么感觉？

　　李华(梅耀闯的嫂子)：心里就是不落底的那种感觉，特别害怕，我也害怕，就是心直突突，这可怎么办？

　　解说：2008年1月26日案发当晚，瓦房店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张德平连夜赶到李华家寻找梅耀闯的下落。

　　采访：

　　张德平(辽宁省瓦房店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当天晚上应该是后半夜1点钟左右就到他哥哥家了。记者：当时公安局找到你的时候，你当时意识到要出什么事了吗？ 李华：意识到了，就觉得肯定挺严重的，不严重不可能都12点多了还在敲门，挺恐慌的那种感觉。

　　解说：

　　梅耀闯一夜未露面，李华焦急万分。要不要劝他投案自首，李华在心理不断地掂量着利弊。第二天上午八点，李华的手机终于响了。

　　采访：

　　李华：我电话响了，我心里觉得咯噔一下当时。记者：你有什么预感？李华：我就有一种预感，(是)不是他来电话了。他给我打电话，嫂子你知不知道我昨天晚上打仗的事，他们怎么样了？记者：你听他说话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李华：颤微微的那种感觉，就像很冷的那种感觉。他老是抱着这种心态，你不好上医院去帮我看看。

　　解说：

　　梅耀闯知道如果对方是重伤，那自己就要被判3-10年有期徒刑，然而嫂子经过多方打听得来到消息却让一家人惊呆了。

　　采访：

　　梅耀闯：怎么可能呢，我能成杀人犯？当时就是这么想，怎么可能呢，我都没看到他身上出一点点血，怎么可能呢，老是在想这个问题。 李华：我说梅耀闯，人已经死了，我就哭得不像样儿。我说你怎么把事闹得这么糟，你怎么把人给打死了，我说你别走，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不能告诉你，我进去也是死，我出来也是死，我边打电话边出厂门口。

　　记者：你想去找他？李华：对。

　　解说：

　　李华不知道，此时梅耀闯已经不在瓦房店，他乘船去往烟台，正漂浮在海上。

　　采访：

　　记者：为什么选择去烟台？梅耀闯：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反正买了船票，反正没坐过船，买了船票走吧。记者：跟家里人交代过吗走的时候？梅耀闯：没有，没有交代过，什么都没说直接就走了。

　　解说：

　　父亲去世后，梅耀闯一向独来独往，生活的事情从来就无人问津，嫂子李华嫁进梅家后成了梅耀闯最谈得来的人，梅耀闯佩服嫂子见多识广，到后来习惯了独自一人的他甚至觉得被哥嫂管束都是一种幸福。

　　采访：

　　李华：跟他一般大的小孩儿在一块儿玩，人家条件都比他好，有父母啊、过年过节什么都可以回家，有个家，家里也特别温暖的感觉。而他呢，过年从来没吃过饺子。梅耀闯：我嫂子对我特别好，所以说她说什么，我都是比较听、也信。我也比较喜欢嫂子跟我讲什么事。我觉得我嫂子跟我讲的比我妈她们跟我讲的要强多了。

　　解说：

　　比起梅耀闯，高金和的性格要外向许多。但文静的外表却掩饰不了他年少轻狂的心。刚刚20多岁，就已经成为累犯，甚至习惯了靠打架去维护自己的尊严。

　　采访：

　　记者：如果几天不打呢？高金和：几天不打就觉得就少点什么。就看对象让人欺负了，去了直接打电话就把刀都拎出来就把人给砍了。有一种崇拜黑社会的性质吧，我们都挺崇拜的。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心理的？高金和：辍学完后，下社会以后。

　　记者：崇拜什么呢？高金和：别人看着你，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你。就是这帮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看你就是有一种害怕的感觉。记者：这种害怕的感觉对你而言的话能带来什么？

　　高金和：就是自豪，看我多厉害，别人看我都害怕。

　　解说：

　　可是，高金和母亲曾经引以为豪的是，儿子在小学初中的时候甚至考取过学年第一名。但高二时高金和跟老师发生过一场矛盾后，他就彻底放弃了学校的生活。

　　解说：

　　年轻气盛，酒后壮胆，同样是二十几岁的好年纪，梅耀闯和高金和却都因一时冲动酿成大祸。2008年1月27日，瓦房店市公安局将梅耀闯的详细特征公布在公安部全国在逃人员网站上，被立为网逃之后，在逃人员在住宿、买票时如果使用身份证件登记就会很快被发现，梅耀闯跟高金和知道自己逃亡的的日子注定会十分艰难。

　　【第二部分】

　　解说：

　　逃亡是多数犯罪嫌疑人在作案之后本能的选择，他们绝大多数人断绝了和亲人朋友的联系，隐姓埋名靠打工艰难度日。在隋永霞和丈夫为逃跑的儿子担惊受怕的时候，高金和正在离瓦房店不远的庄河靠帮人收苹果赚钱为生。

　　采访：

　　高金和：我刚捅完的时候电话号就换了。给一个人打电话，就全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不一定哪一天公安机关就会监控了，就知道我在哪儿了，锁定位置就把我抓起来了。有的时候就给我妈打电话，给我爸打电话，去公用电话亭，离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很远很远。

　　解说：

　　在电话里，高金和跟父母报了平安，以前他经常通宵上网，过惯了逍遥的日子，对于东躲西藏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

　　采访：

　　隋永霞：娘儿俩都挺难熬，告诉我，妈，我成宿成宿睡不着觉。孩子也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每回来电话，我说儿啊你在外面怎么样？(告诉我)妈我在外面睡不着觉啊。

　　高士东：一听见警车响就赶紧跑。隋永霞：我一看到警察我都赶紧躲。 高金和：一看警车停楼下，有时就从三楼顶二楼顶跳过去。 记者：那为什么第一选择没有选择自首，而选择逃跑呢？高金和：害怕吧。总觉得在外面待一天是一天，能待一天我就是一天。我不可能进去，进来就没有自由了，上哪儿都去不了了。

　　解说：在作案之后，犯罪嫌疑人都有几乎同样的感受。

　　采访：

　　梅耀闯：就是想左右都是死，投案也是死，不投案也是死，怎么弄，就在外面混一天算一天，抓住我算了，抓不住我就捡一天，抓住我那天我就少一天。

　　解说：李玫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有着多年犯罪心理学的教学经验。

　　采访：

　　记者：您研究了多年的犯罪心理学，那么从学术的角度来剖析的话，像一些人如果实施了犯罪之后，逃跑是他们首要的本能吗？

　　李玫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教授)：对。人在作案之前就想好要跑的话，有，你比如说马加爵，他就作案之前买好火车票，买好假身份证，这是属于预谋性的犯罪。但是这种犯罪大约占的比例是15%左右。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很多犯罪呢它不是这种情况，它有的是属于情绪性的。有的是属于冲动的喝酒之后的，还有些可能就是因为某种的生活所迫他想不到办法，一念之差。等做完以后他害怕了，那么第一个念头就是跑，就是三十六计，我们讲的老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么人他出于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性的倾向。

　　解说：

　　然而，一走了之远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让他们无法得到正常人的权利，内心必然不如在高强电网内来的坦然。况且，任何蛛丝马迹都可能泄漏他们的行踪，紧张、警惕、拒绝与交流逐渐成为常态。

　　采访：

　　记者：那立了网逃之后，就像你说的全国通缉，那你在外面怎么来躲避呢？ 高金和：成天不出门，从来不出门，顶多下楼去买一盒烟。记者：没有人查你吗？ 高金和：没有。查我们我们就不开门。一听有人查，我们不开门，就装里面没有声音，没有人，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解说：逃亡途中，梅耀闯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缺钱。他又一次拨通了嫂子的电话。

　　采访：

　　记者：你当时想打电话想给家人说什么？梅耀闯：就想说，问问他们到底是应该怎么做好啊。一开始就想钱也不多了怎么弄呢。再一个想让他们抓着又怎么弄呢。天天晚上睡觉都费劲了，睡不着，都睡不踏实，在那儿想。门口有点什么声音，赶紧站起来望望是怎么回事。

　　李玫瑾：他们自己反应就是说自己会经常做噩梦，不敢跟别人说心里话，甚至不敢喝酒，怕喝多了以后失言。所以他们也生活在一种非常恐惧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么有些人呢逃了二十年了，结果被抓住以后他反而特别高兴。他说，哎呀，我今天终于被你们抓了，这事儿呢也就这样了。也就是说到那时候他反而觉得他心踏实下来了。

　　记者：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在外在逃的一些犯罪嫌疑人，他们对待信息的这样一个传递的过程似乎不是特别地通畅，包括他们对政策的了解等等。他们在逃的期间，求助都好像没有什么渠道。 李玫瑾：对。我们在司法程序当中我们知道律师是帮助被告人的。实际上就是说，你的行为出错了，但是你在社会当中还是有人会帮你。谁呢？就是律师这个群体。那么律师呢，他实际上现在也有一个，律师刚刚讲的法律援助制度。在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援助的机构，告诉这些，当你出现违法行为的时候，你要想获得帮助你应该去找谁。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解决的话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缓逃亡的这个现象。

　　广播同期声：应该算是一种很理智的抉择吧，既然选择了就去承担。尾号3283的朋友说，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解说：

　　逃亡的辛苦并非一般人能够想象，在外面东躲西藏获得的所谓自由，是以神经的高度紧张为代价的。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他们是否真的愿意飘摇度日、终其一生呢？我们见到了即将接受宣判的王吉权，2004年，他伙同其他两人在厕所里将他人重伤致死。随后逃跑，在一艘远洋渔船上打工捕鱼，开始长达三年的逃亡生活。

　　采访：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去船上跑远洋？王吉权(犯罪嫌疑人)：那时候感觉在陆上太累了。感觉到海上能把这事忘了。过两年之这件事可能也就淡了，也没人再查这个事了。

　　解说：

　　王吉权幻想着也许两年之后时过境迁，人们不会再提起那场命案和那个消失很久的自己。他希望时间能帮助所有人忘掉过去，淡化他的罪行。

　　采访：

　　王吉权：在逃的我可以这么说，80%都是这样都抱着什么态度呢，躲一天算一天，躲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后，这件事破不了(案)也就淡了，也没有人再深追究。都是抱着这种想法。

　　李玫瑾：实际上他们对公安机关将会怎么处理他们，以及司法怎么样去审判这个情况他不了解。换句话讲就是不懂法。你这个案件只要公安机关一立案，有被告人一告，公告机关立案。公安机关再发出一个追捕通缉令，你再逃多少年也没用。这个通缉令只要在，这是没有时效的。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问题，与其这样，可能你的刑就是五年的刑，结果你逃了二十年，累了二十年，你不如早点回来把这事了结了。

　　解说：

　　逃亡意味着将切断和自己所有亲人的联系，而身体和生活上的艰苦远不及精神上带来的痛苦。对于下定决心逃亡的人来说，对亲情、友情和爱情迫不得已的阻断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

　　采访：

　　记者：其实在外面逃亡的时候，其实最担心的还是亲人是吧？梅耀闯：对，不想家那是假的。 记者：有时候会想什么呢？梅耀闯：妈现在怎么样了，现在过得好吗，嫂子现在怎么样了，哥现在又怎么样了，小侄女现在又怎么样了。

　　解说：

　　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虽然生活上面临重重困难，但为了获得自由，许多在逃人员从没想过会去自首。

　　采访：

　　记者：离开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首？王吉权：那时候没想过，那时候只是想躲一段时间这个事就过了。高金和：当时我也不知道，就是多余，谁说都多余，不可能投案自首的。

　　记者：这种日子挺煎熬的。何必让孩子这样一直在外面跑呢，那时候想过这个问题吗？

　　高士东：现在能躲一天是一天，所以他母亲就这么想的。

　　解说：

　　母亲出于本能保护孩子的考虑，不想让高金和年纪轻轻就留下污点，但时间一长，她根本无法忍受对儿子的思念。这是高金和出事前留给母亲的唯一一张字条，隋永霞仍然保留着。

　　采访：

　　记者：我记得你当时在字条上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会惹事的。高金和：当时觉得对不起我母亲。我母亲成天为我奔奔波波，为我操碎了心，我还能惹这样的事，你说，当时我就觉得惭愧，觉得对不起她。

　　解说：

　　然而，在写完这张字条后不久，高金和就再次闯祸，开始背井离乡的逃亡生活。

　　对亲情的向往和对逃亡生活的厌恶，让一些在逃人员面临人生最艰难的选择，逃亡是否真的换来了自己所追求的自由？是继续忍受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还是投案自首获得宽大处理？在人生最重要的关口，他们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