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解说：

　　2007年春节前夕，刚刚上任的瓦房店市公安局长雷树青给在逃人员家属写了一封信，他用这封信给自己的新工作烧了第一把火，但这最初却并没有引起同事们的共鸣。

　　采访：

　　王旭(辽宁省瓦房店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大队长)：你说这封信有没有用。我拿了之后，和我平时干的工作没有什么出入。他讲的我也做了，他没讲我也去做了，能起到多大作用呢？你说在逃人员家属看到这封信，他怎么就能来投案了，我对这个也产生过质疑。

　　记者：你第一眼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的感觉呢？

　　张乾(辽宁省瓦房店市公安局追逃中队 中队长)：也许有效。

　　记者：你想到达到什么效果？

　　雷树青(辽宁省瓦房店市公安局 局长)：我想达到的效果，让他从内心里感觉到公安机关确实是在挽救他的儿女或者是丈夫。帮助他，给他指明一条路。而且这个帮助和教育他也是种比较平和的东西，绝没有说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或者是必须怎么样，必须怎么样。

　　解说：

　　雷树青在信中言辞恳切地介绍了自己，同时也阐明了公安机关对于投案自首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没想到采用这种书信沟通的方式之后，2007年就有60多名在逃人员投案自首。2008年元旦，雷树青继续沿用这种递送书信的做法。他在信中写道：“大家想想，逃亡何时才是尽头，逃亡途中的艰辛暂且不说，家中的老人谁去尽孝，妻儿谁来抚养？即使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30岁时可以逃，40岁呢？60岁呢？总有逃不动的时候，难道在风烛残年之时，才去接受法律的制裁，遭受囹圄之苦吗？”

　　采访：

　　雷树青：抓捕犯罪嫌疑人目的是干什么？不是完成几个指标，把他抓了投到监狱。目的只有一个，是教育人、感化人、挽救他，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这是我们的目的。让他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过去我们想完成一个指标、完成一个任务，这是比较肤浅的一种认识。

　　解说：

　　而对于在逃人员及其家属来说，一封信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犯罪嫌疑人是否接受这种方式？一封信又怎么赢得他们的信任呢？虽然辖区民警几次三番上门和他们谈心，但家属们直言不讳，他们仍然有解不开的心结。

　　采访：

　　隋永霞：刚开始咱有顾虑。能不能他们说一样做一样呢，这也是在我心里面一直围绕着的一个问题。记者：你害怕他们的承诺不能兑现。隋永霞：对对对。

　　解说：

　　为了打消高金和父母的顾虑，奚乃魁把雷局长的信拿给他们看，并回答了他们关心的问题。

　　采访：

　　奚乃魁：老高，我说请你相信我们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是两个条件：第一能够主动到公安机关来投案自首；第二能够全部彻底交代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这是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只要他按照投案自首的这两个条件到公安机关来了，你放心，我保证，我们公安机关都不会为难他。

　　解说：父亲权衡之后还是希望高金和能回来自首，他不想因为这件事耽误了儿子的前途。

　　采访：

　　记者：你同意吗？高士东：我就是默许了吧。记者：当时派出所代表民警来怎么跟你讲？

　　高士东：现在已经都列为网逃了，早些投案自首早些解脱，这是其一；其二，他一旦在外面再惹什么祸对他自身来讲没有什么好处，对社会危害也很大。记者：你听了你爸这么说的时候你什么反应？高金和：当时反应就是我不投案自首，多余了，多余，我就不投案自首。

　　解说：

　　王吉权的父母起初也有同样的顾虑。

　　采访：

　　王吉权的母亲：你说叫孩子回来投案吧，孩子年轻。你说一旦判重了，你说孩子大好青春在监狱里度过，当妈的确实也不忍心。记者：那你看到这封信呢？王吉权：看过之后半信半疑吧。记者：相信什么又怀疑什么呢？王吉权：相信呢，他说这些话挺有道理。所谓不相信呢，就是能不能像他说的那样给我宽大处理。王旭：很多犯罪嫌疑人都问，那你说从宽，从宽到什么程度，对不对。你说我儿子杀人了，你说我儿子投案自首能从宽，从宽到什么程度。

　　记者：你怎么解释？王旭：我只能说我说只要他来投案自首在法律上是一个从轻的情节，在往后法院正常宣判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到他投案自首这一块。至于说他从宽从轻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不是法官，因为我不是对他量刑的我讲不清楚。但是肯定对你、对你的家属切身利益肯定是有好处的。张乾：其实他们也知道，知道说投案自首回来可能从轻处罚。但是他们没拿着实凭实据的时候不是具体操作者对他进行的承诺，他不会相信的。

　　记者：我看到你这封信里面写到法律层次的时候其实只有一句，就是劝其主动投案争取宽大处理。其实你并没有明确地承诺什么，只有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宽大处理。 雷树青：这个信不是对一个人、一个在逃犯写的，而是一个层面，整个在逃犯人家属写的。所以写这封信的时候，宽严度自己要掌握好，否则的话，如果把法律作为一种承诺的话，我想他们就会曲解了法律。

　　李玫瑾：局长写的这封信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我认为是在公安机关，我们这个系统当中，他们做了一种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和探索。但是这个过程，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光有这封信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把后面的很多工作要做到位。 记者：采访中我们也在想，如果是一些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看到了这封信，包括家属看到这封信之后投案自首了，那么一旦回来之后的话，形成了一些现实的失落，会不会影响到今后这样的一个抓逃的工作？

　　李玫瑾：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能说不存在。如果犯罪人他觉得我很相信，我回来了，但是回来以后呢，最后真正量刑并不是公安机关说了算，是法院说了算，最后犯罪嫌疑人就觉得我跟你公安机关交代了，可是法院最后判我还判得这么重。我们一块儿同伙作案的，其他人判得就比我轻，我属于交代了的，为什么没有从轻。公安机关说我们已经跟法院提了，但是我们决定不了判决。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加强一个研究，就是说对于这些逃亡主动回来的、他自首的这种，我们在整个司法操作当中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在他原有的处罚上应该怎样从轻，给予哪些从轻的措施，这样让他的心里有一个定心的标准。

　　解说：

　　2008年的春节就在眼前了，梅耀闯在烟台找了一家小旅馆，度过了孤独的四天。而此时，嫂子李华已经在瓦房店作出了劝梅耀闯投案自首的决定。

　　采访：

　　记者：但是如果他对失去自由非常恐惧，不接受怎么办？李华：我说梅耀闯，你过这个2008年已经28岁了，不是17，18岁了。你今天面临这个事你必须得承担。你逃，像雷局长说的一样，你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五十岁六十岁你还能逃吗，你永远怕怕戚戚，永远不能说正当做人。但是一旦投案自首就意味着他的人生彻底变了。只有自首，他才能重新开始。

　　记者：当时哪句话对你触动最大？梅耀闯：在电话里，应该就是说，你不为嫂子想，你为妈想想吧。你这辈子就这样在外面走爹妈都不认了，嫂子也不认了，你就在外面就这么漂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当时听我嫂子说这话我哭了。

　　李华：我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那地方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还以为他把电话挂了，我就叫他，他说我在听。记者：如果换一个人跟你讲这些道理呢？梅耀闯：谁讲都没用了，除了母亲和嫂子之外我谁都不听。最起码她们是我最亲的人，她不能再骗我了对吧。

　　李华：我说你在哪块快告诉我，他告诉我他说我在烟台。我说你在那儿等着我去接你。

　　解说：

　　李华第一时间向刑侦大队张警官说明情况，他们立刻启程赶往烟台。李华担心自己在路上的这十几个小时里，梅耀闯会再次变卦跑掉。而更让她放心不下的是，万一他被当地警方逮捕，那自首力求宽大处理的努力将功亏一篑。

　　采访：

　　李华：我下船的时候我就打电话，我说我到了。他说话声音特别特别小就怕别人听到。他告诉我他住的宾馆地址。张德平：我们就打车到他的宾馆和他见面，这时候我们认为到岸了。李华：等我们到了船上的时候我哭了好几遍，梅耀闯也掉眼泪了。我说梅耀闯，就好像我把你送进去了似的，但是我说都是为你好。

　　记者：你觉得他能理解吗？李华：能，他会理解的。

　　解说：

　　2008年1月30日，在逃五天的梅耀闯跟随哥嫂以及民警回到瓦房店投案自首。梅耀闯相信哥嫂不会欺骗自己，而李华的信任则是来自公安局长宽大处理的承诺。2007年11月14日和2008年1月17日王吉权和高金和也分别在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后投案自首，他们分别逃亡两个月和三年时间。

　　采访：

　　隋永霞：儿子临走的时候，投案自首的那天，儿子当时没哭，告诉我说，妈你放心。孩子上车以后那眼泪，儿子的眼泪直流，我的母亲的心啊就像刀割似的。高金和：父母为我好，我不可能再这样，再让父母伤心了。父母让我走的路不是错路，肯定是正路。我尊重我父母。

　　记者：你自己经历了多长时间的这种思想的斗争才决定投案自首的？高金和：很长时间，能有半年吧。记者：服刑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这样投案自首的举动？王吉权：要是考虑到十多年的话，刑期这么长，搁正常人来说都会后悔。反过来想以后，感觉这样做值。

　　记者：为什么一封信就能够使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被在逃人员家属所接受呢？您分析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李玫瑾：我觉得他选的时间非常好，再有一个就是写信的角色人非常好，就是说第一他是局长。中国老百姓还是比较相信官的，那就是一把手说话还是有份量的；第二点就是他选择在春节前夕。这封信只是一个催化的东西，必须是催化的对象是符合的。那么也就是说从家人到这些逃亡人员，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求，他们也渴望这个事早点了结。

　　解说：

　　王吉权在外漂荡三年最终自首的新闻很快出现在当地报纸上，他的故事让另一名同样负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彻夜难眠，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将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

　　【第四部分】

　　解说：

　　2007年8月，张金海因故意伤害案负案在逃，他先后在沈阳和海城做过司机，当过厨师。

　　采访：

　　记者：那每天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张金海(犯罪嫌疑人)：十分不好，十分十分不好。说句心里话不是一个正常人。不愿意说，不愿意笑，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在精神方面总是有压力，有负担。

　　解说：

　　已经在逃一年的张金海，偶然间看到报纸上报道自首的消息，这让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采访：

　　张金海：那个报纸我看了两遍。记者：为什么看了两遍？第一遍看的时候什么感觉？

　　张金海：第一遍看的时候就感觉我的思想有矛盾，就是我回去还是不回去。记者：自己有犹豫。张金海：对。我觉得有一些比我重，有一些比我轻。那么轻那些咱不说，比我重的人都能回来，人家都能相信咱这个局长，那我为什么不能相信对不对。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就准备要回来。

　　解说：张金海决定自首后，很快联系上大哥张金玉，但他却并没有立即动身。

　　采访：

　　记者：为什么呢？既然答应了为什么又选择(犹豫)。张金海：知道自己回来面对的就是高墙电网，那心情没有法去比喻。回来了就知道面对自己的是什么，硬着头皮后来打了第二次电话，回来吧，你早晚都得有这一天。回来了，说一句最实在的话吧，你回来了还是投案自首，还能赚一个宽大处理，如果哪天被人给抓了，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而且你早晚都有那一天。张金玉(张金海的哥哥)：实际他在外头已经失去自由了，当老人也好，家属也好，都盼着早一点，趁着现在年轻，能提前一年出来比晚出来一年要好一些。

　　解说：

　　自首终究意味着要离散一段时间，在送弟弟自首那天，兄弟俩不忍对视，沉默不语。

　　采访：

　　记者：你不敢面对你哥当时流泪的样子。张金海：不敢。他以为我没看到，其实我看到了。但是我没回头。我用眼睛的余光看了一眼，我马上把头转过去了。

　　记者：你怕什么？张金海：我不敢面对。怎么说他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说没能早点回来投案，没能早点回来自首。如果早点回来自首的话，好好改造，早点出去，多好。在外面跑这两年白待了。

　　李玫瑾：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他明确这一点，让他知道我们每个公民都要守法。如果你做了违法的事情，你应该承担自己行为的这份责任，这是应该的。你敢于承担这个责任，你的家，他们才会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今后如果被人伤害，那个人也要付出代价，要明白这个道理。

　　解说：

　　2008年元旦刚过，一部分在逃人员家属被局长雷树清邀请到公安局座谈，王吉权和父母在录像中的倾诉让在场的四十多人感同身受，甚至泪水涟涟。

　　同期声：

　　雷树青：今天是三九第二天，冒着严寒能够到公安机关来，我们坐下来讲一讲国家的法律，谈谈我们的心得，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现在也没有更多的想法说，是不是来了要表态说我给孩子给什么送来，这个都无所谓的事情。但是我送你们一句话，你们的孩子归案，把孩子投案自首，就是你们这个家庭对社会安宁最大的贡献。

　　解说：

　　60多岁的王大妈在座谈会上感触很深，回家后就四处打听儿子的下落，劝他回来自首。

　　采访：

　　记者：你决定让孩子投案自首是因为那次恳谈会？王大妈：对，那次启发是最大的。记者：当时在参加恳谈会的这些在逃人员的家属，他们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王大妈：(局长)说话非常和蔼。说话句句说到点子上。法律也不是说一棒子把人打死，也是治病救人。早些归案，早些教育他。

　　雷树青：通过一封信和一个恳谈会，我最大的收益是民警在我们这种工作模式的转变和执法理念的转变过程中，特别是潜移默化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一种升华。特别是人性化执法的升华。这里面有很多事例，吃完团圆饭以后我们公安机关抓捕的；给父亲上坟以后我们抓捕的；还有请求能不能过完十五我们再抓捕的，很多的事例。那么这次民警是创造性地开展了工作。

　　解说：

　　两年来，瓦房店市公安局受理投案自首人员的比例较往年增加一倍。人性化的执法理念赢得了在逃人员及家属们的理解和信任，同时也为公安的工作减轻了不小的负担。

　　采访：

　　记者：一般一个追逃案子大概会投入多少的警力财力，有过这样的统计吗？张乾：这种事没法统计，没有说确定一个逃犯非要花多少钱。那花十万你也抓不着，二十万可能你也抓不着。

　　雷树青：实际上这种形式也是降低执法成本。抓一个逃犯，一般一个逃犯需要人财物少则几百多则上千，甚至上万块钱，那么还有生命危险。王旭：从这些蹲坑守护或者是抓捕这些费用就不用说了，耗费一些人力物力精力就更不用说了。犯罪嫌疑人他得知有这封信或者是他家属得知有这封信的情况下有可能他就起到作用了。有可能我们就是达到一种捷径了，省时省力了，省人力物力了，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解说：

　　无论对于在逃人员自己还是他们的家庭以及社会来讲，自首都是这场人生博弈中最有希望的选择。面对高墙沉思过错是犯下罪行必然要承受的结果，也只有这样才能换来真正的自由。

　　采访：

　　记者：不管怎样的话，其实只是给了我们一种理念或者一种信号释放出来。让我们感觉到应该去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李玫瑾：这样的一个群体应该说我们可能帮一下，他们就会回到我们正常的群体当中来，如果我们冷漠这个群体或者说对他们表示一种完全的一种冷酷，他们可能就会造成，真的是对社会的一个危害群体。所以我觉得我们帮助他们不是他们得益，是我们自己得益。所以我觉得全社会应该有这么一种共识，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当中，尤其对那些弱者甚至对那些有错误的人或者说对那些犯过罪的人，我们怎样去对待他们往往也就是怎样对待我们自己。

　　记者：在你20多年的生命体验里面，这一年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高金和：是我最艰苦的一年，过得最苦的一年，最害怕的一年，觉得最对不起我父母的一年。记者：后悔自己当初的这种选择吗？李华：我觉得我做得对。投案自首对他来讲是救了他。如果他现在在外面逃可能命都没了。记者：你会觉得他还有希望吗？李华：他还有希望。他进去，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不管你待多少年，家里人永远在等你，家里这扇门永远为你敞开，什么时候回来，这还是你的家。

　　字幕：

　　高金和被判有期徒刑3年

　　王吉权被判有期徒刑16年

　　梅耀闯正等待宣判

　　辽宁省瓦房店市每年在逃人员约200人

　　往年投案自首人数大约20人

　　2007年至今已有87人自首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