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区乡绅席成友的一年之约

　　本刊记者 甄静慧 发自四川北川

　　闪亮的奥迪车轮辗在地震灾区路旁废墟的泥泞中，显得格格不入。而当席成友将车停在一个简陋残败的帐篷前，则又带来另一种强烈的对比。

　　妻子和儿媳正在大帐篷边上热火朝天地炒着菜，席成友笑了笑：“我就住在这里，卫生条件差，将就一下吧。家里什么都没了，只有车子在绵阳，幸免于难。”

　　“我们在绵阳有房子！”夫人远远喊话。席成友皱皱眉，放低声音：“看，她就这么成天找我吵架。我说吵你的去吧，不高兴你们就回绵阳啊。但他们去了没半天又要回来。”

　　北川县擂鼓镇大多数人都知道胜利村有位富豪村支书，这在当地绝无仅有。

　　地震前，镇上资产上千万的人共有16个，席成友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这次地震，2009年他的个人资产将会上亿。

　　“酒店倒了，养殖场没了，正准备兴建的电厂计划搁置了——直接经济损失大概一两千万吧。”不过，水厂和在其他乡购置的几万亩林地还在，他依然还有数千万身家。

　　这个故事早就在当地被反复传颂。

　　5月12日，席成友正和妻子、儿子在绵阳买推土机。地震突然发生，妻子儿子赶忙回绵阳市里的房子探望，席成友却立刻开着刚买的推土机，边开路，边往老家胜利村赶，平时40分钟就到的路，那天用了4个小时。

　　虽然尚在村里的亲人无恙，但胜利村1700口人，家家房子倒塌，10多人在瓦砾中丧生，尘埃蔽日、哭声连天的惨况触目惊心。席成友当机立断，清空了自家仓库，把7000斤大米，500斤盐分给大家，支起锅灶建了4个大灶，赈灾自救。

　　6月29日，村里召开党支部会议，大家一致投票选席成友当村里的党支部书记，7月，上级党委的任命下达——这是迅速而典型的“火线提拔”。

　　就这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席成友巨额的个人财富、带有个人色彩的经济发展眼光，以“村支书”身份为纽带，迅速与和国家治理链条最末端的村官权力结合在了一起。

　　“拒官”12年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与“村支书”身份扯上关系。

　　1996年，席成友正式开始经营自己的公司，并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镇党委和村里的老支书开始游说他回胜利村当村支书。

　　相中他的原因不难理解。自己有相当财富积累的企业家当上村干部，一来不会存在贪污村里有限经费的担忧，而且在政府对基本建设投入不足时，富豪村官极有可能以个人财力承担一部分责任。

　　更重要的是，让有经济发展眼光的企业家为官，村里等于有了致富的领路人——这种被称为“新乡绅治理”的模式在农村改革进程较快的地区已经出现多年。

　　“当时也曾想过回来。我是在胜利村长大的，也不想见到乡亲穷困，村里连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然而席成友最终还是没有回来，他并不讳言，12年来不接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放不下自己在外面的生意。

　　“一个地方一直落后肯定有它的道理。当地老百姓思想闭塞，原来的政府部门又缺乏发展和改革的魄力。”就在席成友说这句话的时候，外面有村民发生了激烈争吵，其中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特别激动，几次跳起来要动手，最终要以数人之力将其拉开。

　　这段时间村里每天都上演着这种闹剧。

　　为了重建，政府征地建设永久性住房。这天，生产三队发现二队一间房子倒塌的墙体恰恰跨在两队包产地的边界上，如果要根据墙体边沿划界征地，二队就多占了几十平方米的土地。虽然以一亩地10万元左右的赔偿额度，几十平方米土地的赔偿费用平摊到一个生产队众多人头上，根本体现不出几元钱的差异，但冲突还是无法避免。

　　面对这些鸡毛蒜皮却似无休止的争执，席成友露出厌烦和恨铁不成钢的神色：“无论怎么说，他们仿佛永远都不会明白，死守这一亩三分包产地，最终只是害了他们。”

　　席成友认为，这些年横亘在他回村治理道路上的最大阻力，就是当地雷打不动的土地联产承包制政策。

　　征地的矛盾

　　如果以土地利用的类型来划分，擂鼓镇胜利村是个典型的农耕型村庄，村里9个生产队，土地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分下去，每人拥有的土地面积从几分到数亩不等。

　　土地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效益的发挥程度与村民的富裕程度直接挂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不允许农民失去土地，作用仅限于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但在胜利村，甚至连温饱问题也不能依赖包产地解决，农耕并不是当地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这里土地贫瘠，无法栽种粮食和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只能在上面种点耐旱度高的玉米，村民口粮都要从外面买。而在一亩土地上辛勤劳作一年，往往只有五六百元进账，年经济收入最多也不超过1000元/亩。

　　地震前，胜利村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3580元，主要靠年轻人外出打工，只有老人才在家种地，土地效益非常低。“既然是这样，何不转变思维，改变这些贫瘠耕地的用途，让其发挥更大效益？”

　　12年前，席成友给胜利村画过一幅蓝图：把土地收归集体进行集中经营，引进企业。成功招商引资后，由企业给失地村民提供一次性赔偿款，以后村里给村民每人每月发30斤大米，120元生活费；富余劳动力可自由选择外出务工还是替当地企业打工——“这肯定比种包产地的收益高。”

　　然而，“失地”对数千年来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词。包产地年收入再低，那是稳定的，除了直接经济收益外，给予他们的还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而席成友的承诺，却更像个虚幻的空中楼阁。

　　“老百姓目光短浅，没见到实际利益前，他们不会信任你。”席成友与村民间的不信任感由来已久。在他当上村支书后，这种矛盾愈显尖锐。据他统计，村里专爱跟他唱对台的“捣蛋”分子约有30%，比较信任他的也占30%，还有40%属于“骑墙派”，哪边抬头就往哪倒。

　　其实，村民对席成友的感情很复杂，种种抗拒背后，除了不信任外，还隐含“不服气”的赌气情绪在内——都是生于斯长于斯，他凭什么能拥有千万资产；把大家的土地交由他去支配，经济发展起来真正受益的到底是谁？

　　原始积累

　　“企业做大了，回来捞政治资本吧！”这些话，村民不但对记者说，有时还当着席成友的面指责——富豪当村官，确实不屑于贪污村里那点资金，但他们对资源的支配和利用，究竟是以利己还是利他为原则，农民并非不会质疑。

　　上世纪90年代，集体水厂进行股份制改制，席成友等几个管理人员出资买下股权，集体企业私有化实现了他的原始积累同时，也难免加大他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隔阂。

　　两三年前，席成友想在胜利村搞林业基地，引进经济价值较高的果树，就遭到了强烈的抵触。按他的计划，建一个集中的种植基地，栽种经济价值高的药材和核桃，8年以后就能体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村里人均经济收入应该可以达到5~8万。年轻人还可以在基地打工，学习农业和养殖技术。

　　然而村民对此很反感。建基地，还是涉及征地，而且还征到席成友个人名下去。“你也是长一个脑壳，我们也长一个脑壳，就你能种核桃，我们不会种吗？”火气大的村民这么说。

　　努力不果，席成友把基地建在了离擂鼓镇一段距离的墩上乡新民村、禹里乡禹穴村和都坝乡水井村三个村子里，共计有3万亩林地，都栽上了药材和核桃树。而把这一切看在眼内的胜利村村民，很多也随之种起了核桃——显然，他们虽不愿服从他的治理，却还是相信他的经济眼光。

　　对此，席成友很不屑：“这么一亩三分地，有什么用？就今年初有企业过来，要收200吨核桃，以包产地零零碎碎的种植量，能交出来吗？最终还是产生不了规模效应，致不了富！”

　　“要发展，就必须集约化、规模化，船大才好抵御风浪。小打小闹永远成不了气候！”他用力挥手拍在桌子上，声音很响。“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开始村民可能会因为失去土地而哭泣，但年底得到利润分红，他们就会理解了。”

　　基于此，富豪席成友曾向乡镇政府提出了三个要求，要求“权力担保”：“要我回村当支书，第一要拟定政策，把70%的包产地收归集体，只留下30%作为村民自留地。第二是所有建房要通过每个合作社集中建起来，腾出大部分的宅基地，还是用以招商引资。三是搞公司集约化后，以村为单位成立治安联防队，在进行治安管理过程中政府不得追究我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