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双赢

　　在胜利村，村民的自建房占地面积都很大，有的人家里常住人口只有两三人，却建了多间房子，而且各人的房屋错落分散，把土地切割得零零碎碎。在席成友眼里，土地是能下金蛋的宝贵资源，他看着心疼。

　　但村民总觉得：建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的房子，才有归属感。

　　地震后，政府规划在平地的中心地带建永久性住房。但村民意见很大，把村长未继明愁坏了：“老百姓开始不希望集中建房，还是希望建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后来实在没有就地重建的条件，他们又在争集中住房到底建在哪里，都要求建在自己的生产队地盘上，现在的规划是建在五六队的地上，其他生产队天天都在闹。”

　　传统观念深入骨髓，连天灾也无法将其打破，更何况当年风调雨顺时？当年如果有人要拆房子，大伙不冲上来拼命才怪。这种事席成友自己做不来，也不愿担恶名，他希望政府来协调。

　　“这在你们发达地区的农村早就在做了吧？”席成友表情严肃地皱着眉头，“但当年政府放不开思想，说这跟改革开放政策相违背——土地承包30年，还没到期限呢，怎么能收回来呢。”

　　土地收归集体流转，这些年来在东部地区确实不是稀罕事，部分村庄依靠这种方式拉动了经济发展，但其间出现的问题与争议也从未停歇。当年镇政府不答应，一方面是观念相对保守，而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民愤的担忧。

　　但对于席成友来说，他生于斯长于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的关系，当企业处于扩张阶段时，掌握村官权力及各种资源的支配权，不但可以带领村子发展经济，对个人企业的长足发展必然也更为有利——这是一个“双赢”的考虑。

　　然而如果土地问题解决不了，对资源的支配权受限，不仅村里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他个人也只能长期耽于芝麻绿豆的村中小事，反而会拖慢个人企业发展的步伐。

　　权衡之下，他不愿干了。

　　村干部直选每换届一次，镇领导就找席成友一次，每次席成友都提一模一样的三个条件，政府始终还是一条没答应。如是这般12年，老支书已年过70，席成友还是劝他：“你再顶一届，下届我再考虑。”

　　拒当村支书后，席成友个人事业发展一日千里：林地、养殖场、酒店等资产与日俱增。

　　贫和富的差距，即使在灾后重建的艰难日子里也有明显体现。当村长夫妇正用政府免费发放的大米煮着咸菜稀饭的时候，席成友的妻子端上了排骨、鱼、肉、鸡、南瓜等一大桌丰盛菜肴，肉香从四面通风的帐篷里一直飘出去。

　　破而后立

　　不过，这些年席成友并不是以“富豪”的身份与胜利村隔离的，虽然在绵阳有房子，但他口里所说的“家”在胜利村。

　　从1996年首次拒当村支书开始，每年春节他都给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慰问金，并多次出资给村里修路。包括这次地震开仓发粮，他一直在村里扮演着传统社会乡绅的角色，也希望能通过这些举措渐渐修复与村民之间的隔阂。

　　“这次临危受命，本来不想干，但大灾当前，推不掉。”席成友平时表情严肃，极少笑。但只要是跟村民交流，他都会露出友善的笑容，但这并不能减少当上村官后的他与村民的直接冲突。

　　在9月暴雨造成的山体滑坡现场，他激动地跟旁边几个村民交谈着，几番争执后，他快步往泥石流形成的废墟走下去，指着露出地面的输水管道告诉记者：“这里本来是村民的包产地，泥石流后变成了砂石废墟，有些村民就挖砂拿去卖。河床越挖越深，不能容许他们再这么干了。”

　　对这些琐事，席成友不胜其烦，却又不能不管。“老百姓就是这个样子。干再多的事情都得不到理解，你的态度稍为不好，他们还要骂你。”

　　好在政策峰回路转，席成友仍旧干劲十足。

　　擂鼓镇早在1996年就被划入北川县城一体化发展范围，但12年过去了，地征不下来，村里没有一条真正像样的大道，公共设施无法兴建。然而地震后只用了20天，道路全部推通了，两个月后路灯也安装好了。

　　由于接收安置附近山区的灾民，四个村的常住人口一下子从4000人猛增至1.5万人以上。四个村的总体幅员面积2.6平方公里，除去河道和道路只有1.9平方公里，再减去城镇规划的公共服务设施，可供开发的只有1.1平方公里。

　　基于此，政府定了规划，要把这里建成禹羌民族文化村，使其作为未来旅游产业的枢纽——从成都到地震遗址博物馆，从擂鼓中转，最后再到九寨沟，形成一条旅游环线。而最令席成友高兴的是，为了集中建房以及建设旅游设施，政府下了政策征地，村民终于不得已接受了这个事实。

　　包产地和宅基地收回，集中永久性住房建起……这一切实现后，席成友12年前提出的条件基本都已具备，最重要的是政府承诺埋单——对于失地的农民，将通过农转非，纳入社保、医保、低保体系。

　　“还有比这更理想的状态了吗？虽然地震夺走了我们很多人的生命，破坏了我们的家园，但却又给我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破而后立的格局，是他当初料想不到的。

　　精英的作用

　　尽管村民对席成友的不信任与怨言一如既往，但现实似乎表明，由这样的农村精英领导的村子，发展步伐的确快得多。

　　在擂鼓镇政府临时办公室，负责灾后重建规划的山东援建人员对席成友也很熟悉：“当其他村子还在为征地问题纠缠不休时，席书记已经把胜利村的未来经济发展规划都做好了。”

　　更重要的是资金。

　　作为一个生意人，席成友非常清楚该如何与社会资源产生良性互动。

　　7月初首次见面，席成友便送了份材料给记者，《胜利村的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情况介绍》，凡有外界的来访者，他都会递上这份仅标题就让人印象深刻的说明。

　　据席成友介绍，因为他的积极宣传引荐，现在已经有两个机构直接捐款资助胜利村灾后经济发展，金额约为1000万。“如果不是前段时间老百姓太捣蛋，我起码还能再要到1000万。”同是一片平地上的几个村落，只有胜利村在短期内获得了这么多的捐助。谈到这个问题，席成友难得地露出笑容。

　　前段时间，他个人出资3万元注册了“禹羌文化拓展有限公司”，公司以集体名义成立，60%股权分属于村民，20%属于生产加工管理团队，20%属于销售团队。一方面利用羌族的文化礼仪接待游客从而产生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加工包括羌绣、羌族服装，山核桃工艺品等产品，在产生利润同时解决部分就业问题。

　　思路定下后，问题出来了。羌族文化特色是载歌载舞，但擂鼓镇上的羌族大多已被汉化，能坚持这种传统的有多少？

　　为了尽快形成特色，席成友要求村民把羌族传统重新捡起来。“白天吵翻天我不管，晚上给我好好学习歌舞。”他知道对村民来硬的不行，劝说也不行，只有利益驱动最有效，“要在‘禹羌文化拓展有限公司’分得股权，就一定要把羌族‘歌庄’学会。”

　　这当然只是“吓一吓”他们的话，但成效甚卓。晚上来到胜利村，月朗星稀，两三百村民穿着带有民族特色的服装，在空地上热闹地练习传统舞蹈，他们心里也许不太情愿，但这场景势必令旁观者非常感动。

　　最近又有一个机构承诺拨款支援永久性住房建设，条件是房子建好后留一部分给他们以后接待游客。“很多机构是这种类型的——援助的同时也在寻找商机。我们必须努力与别人的商机相配合，才能尽快筹集到更多资金和资源。”

　　“新乡绅”之治

　　资金到位，席成友心情很好。但村民们更多地着眼于眼前利益，拉回来的资助款项怎么用，公司怎么运作，他们缺乏思考。

　　村里未来怎么发展，其实还是在席成友的一念之间。

　　村民天天为一点土地赔偿款争执不休的短视行为在他眼里更加不值一哂。村里各生产队的划地会议上根本不会看到他的出现：“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老百姓留给基层干部去开导。”一把手席成友书记这样说。

　　8月下旬，席成友到山东济南修改建设方案，济南政府向他引荐了当地西区开发经验——政府向农民征用了40多平方公里土地，建成了集商住、娱乐、大学和科技园一体的规划区，两年半就把一切都完成了，据说对当地经济促进很大。

　　“当时我就有个想法，何不让我们村的村民去学一学，开开脑筋。”9月19日，他个人出资买了10多张机票，带着村里9个生产队的队长直飞济南，在济南市政府接待考察后，第二天晚上又乘飞机回到胜利村。

　　短短两天，9个生产队长不约而同改变了当初的态度，开始配合推动征地计划和安抚反对的村民。

　　“这么做当然也有副作用。村里有人说我把政府的补偿款私吞了，拿来给队长游山玩水，买通他们。不过没关系，我自己做的事不需要其他人理解。如果连基层干部都不能把工作做通，那么就少数服从多数，强制执行！”席成友目光坚定而锐利。

　　“老百姓现在再怎么骂，看到实在的利益后他们就会理解的。而且我也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做太久，上了轨道后就让高素质的年轻人去管理吧。”口里虽说不介意别人的看法，但席成友还是不断强调着他对村支书职位并不留恋，希望以此撇清自己牵涉其间的利益关系。

　　而他，也的确放心不下自己的个人财富，对他来说，那才是一切的基础：“经历了地震，我的公司也处于非常时期。村里的事情解决后，始终要把精力转回去。”

　　“我只干一年，带领大家渡过难关就不干了。”7月记者初见席成友，他曾坚定地表态。

　　3个月过去，他虽然仍旧说着“干一段时间就不干了”，却再未提及“一年之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