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之前我们期待城乡二元体制的突破口，就是在土地的流转或宅基地的置换上，现在看来这个政策跟宅基地有没有关联呢？

　　于建嵘：没有太大的关联，而且我们也不能把突破二元体制简单地寄希望于宅基地上。二元体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它有两种身份，这两种身份背后牵涉最大的政治、经济、社会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现在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假设土地给了农民，农民可以卖了宅基地，但是卖了宅基地他依然得不到未来生活基本的保障。所以二元体制的关键问题是财政的开支怎么更好地放在公平上。比如说今年广州市有一千个亿，决定开支时我们可能把九十多个亿放在城市开发上去，对农村不投入，那么城乡二元结构不是还存在吗？所以问题不在于农民宅基地怎么卖，而在于怎么使农民平等地分享公共财政的问题。

　　南都周刊：此前，广州市国土部门透露，广州目前正在摸查农村宅基地房的产权情况。广州市国土部门资深人士认为，宅基地如果能够流转上市将可以增加市场上的住房供应，但前提是必须要产权明晰，这也是宅基地上市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否可能实现部分地区先行探索宅基地上市的问题？

　　于建嵘：部分地区先行探索宅基地的置换问题是可能的，但现行政策仍然没有为明确产权松绑。当前宅基地改革与《物权法》有冲突。《物权法》中虽然明确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可以抵押，但同时又明确，农村宅基地不得抵押，这使得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农村住宅无法进行物权登记。

　　鼓励试验区探索农村宅基地上市制度改革，总结经验，这点是好的。但是应加快出台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的相关司法解释，并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及时对《担保法》中与其相矛盾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

　　南都周刊：如果宅基地可以置换城市住房、城市户口、城市社会保障，对城市会产生什么影响？

　　于建嵘：目前还看不到拥有宅基地农民大量置换成城市居民的可能，因为这面临着巨大的财政缺口，目前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城市居民的覆盖都还并不全面，如何能够承担大量农村人口。但从全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样一来，城市负担会加重，城市人口会更加拥挤，需要投入更多的公共建设。但从住房上来看，也许会像西方国家那样，有居住郊区化的可能。 (本文未经受访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