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戏称为“国家不赔法”

　　《国家赔偿法》出台于1994年。

　　姜明安说，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产生了对国家赔偿制度越来越强烈的需求，于是先有了被称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这部1989年出台的法律里设了专章规定“侵权赔偿责任”，“不过对国家赔偿制度的规定仍然非常原则，非常简略，基本上不具有可操作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中国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法律---《国家赔偿法》在《行政诉讼法》实施3年半以后的 1994年终于破壳而出。

　　马怀德参与了《国家赔偿法》起草和本次的修订，他向本刊提供了一组数据：

　　从1997年到2007年，我们国家的法院系统一共受理了2.5万多件国家赔偿案件，决定给予补偿的案件85 00多件，支付金额有3.6亿元；各级检察院总共受理了1.7万多件案件，决定给予赔偿的5700多件，支付金额1. 5亿元，各级公安局受理了6300多件案件，决定给予赔偿的有4000多件，支付金额1.7亿元。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来，这部法律为保护公民权利提供了具体的制度保障，这十几年来还是做出了贡献的，它至少告诉老百姓，我们有这样一部法律是对他们进行保障的。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马怀德说，“另一方面，比起刑事案件、民事、行政案件的数量来说，国家赔偿案件的确少得多。”

　　事实上，颁布实施了14年，《国家赔偿法》受到的批评比赞誉要多，有人甚至把它戏称为“国家不赔法”。

　　姜明安说，1994年的这部《国家赔偿法》，在立法上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受害人要获得赔偿，成本比较高，程序比较繁琐，赔偿经费不到位，赔偿金的支付体系也有一些问题。“14年的实践证明，现在是到了该修改的时候了。”

　　把公民和国家置于平等的地位上

　　面对这14年一次的“重要机会”，法学专家们对记者表示，他们觉得很珍贵，也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和意见。

　　“当然这些意见不可能全部被采纳，所以在这次《国家赔偿法》修订后，还是有一些‘遗憾’存在的。”马怀德说。

　　“很多案件按照现行的国家赔偿法无法进入赔偿程序，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部行为不得赔偿---公务员因为内部行为被解职即使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公务员也无法受到补偿。抽象行政行为也需要纳入诉讼，但是这次也没有纳入修改的范围。”这是马怀德的“遗憾”之一。

　　姜明安的建议，在于国家赔偿的“听证制度”上。“我和很多的专家都提议，法院的赔偿委员会应该引入‘听证’制度，这样就能最好地保证程序上的‘公开’和‘透明’，结果也比较有说服力。”

　　对眼下很有争议的三鹿奶粉赔偿，这次《国家赔偿法》修改以后似乎也有了答案。政府是否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相应地进行一些国家赔偿？政府的“不作为”是否要写进《国家赔偿法》里去？

　　姜明安告诉记者，这次的修改中，在赔偿范围上没有太大的改动，也就是说，政府“不作为”不会写进《国家赔偿法》里去，也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我个人觉得，‘不作为’是应该写进去的，如果第三方，也就是像三鹿这样的企业破产了，赔偿不了那么多受害人，政府应该有‘补偿责任’，实际上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因为没有规定，所以各地不同，比较混乱。”

　　尽管有遗憾，但马怀德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是第一次把公民和国家置于平等的地位上，这就宣告了我国不仅是一个要老百姓守法的国家，也是一个要求政府守法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