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许兰武 本刊实习生 翟新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推土机伸向了曾经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名人故居。是谁赋予了推土机这样的权力？以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的拆除与重建是否真正推动了城市建设的进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开发与包括名人故居在内的文物保护的博弈中，谁应该是最终的胜者？

　　江苏无锡市崇安区新街巷的巷口两端，高楼林立，嘈杂喧闹，但巷里还算宁静。钱钟书故居，就位于这个巷子的30号。走在狭窄的小巷里，很难碰见几个人，四周高耸的大楼似乎过滤了闹市的喧嚣，这也倒符合钱钟书先生不喜热闹的性情。

　　巷子原名“七尺场”。由于周围房地产的开发，故居门口双向车辆都难以通过。站在故居门口，不用远望，一道低矮的墙背后，座座高楼映入眼帘。

　　一边是现代的高楼大厦，一边是老旧的低矮平房。这样的景观，很多城市并不少见。破旧的老房子被高楼层层围将起来，故居就像高楼大厦中的一个盆景，在孤寞中挣扎。

　　推土机下的残存与消亡

　　城市建设的推动，如果是以包括名人故居在内的文物的消失为代价的话，是很悲哀的事。可是现代城市里，这样的“盆景”是越来越多了，即便在文化大都北京。

　　“紫禁城正在逐步成为高楼下的‘盆景’”，国外媒体在谈到北京市容时如是说。

　　北京的传统建筑素以四合院与胡同而著称。在这些胡同与四合院中，有着更多的故事传奇，印记着更多的老北京的历史。而如今的北京，车行在二环、三环、四环、五环路上，映入眼帘的是现代的高层建筑，那些胡同的影子已很难看到了。

　　西单商业区西侧，齐白石故居。故居所在的跨车胡同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齐白石故居一个孤独的门牌号——“跨车胡同15号”。在高楼大厦间，在市井闹声中，齐白石故居独有一分古朴，守护城市中一道如此突兀而和谐的景观。

　　这样的故居在京城还有不少。因为故居几乎都是老房子，而老房子又多积聚在胡同和四合院里。看似不和谐的景观却这样和谐地存在着，成为古城的一道风景线。

　　名人故居在城市中处境尴尬，但能幸免于难还是好事。令人悲哀的是，更多的名人故居却不能保存自己。

　　2000年，北京原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是唯一获得学术界认定的曹雪芹故居，由于两广大街的扩建，有关部门无视专家学者的建议，在一片争议声中被推倒；

　　2000年10月26日，中国美术馆后街22号院是赵紫辰、赵萝蕤故居，这座被一些权威文物学家、文化专家称为“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有巨大价值”，并一再被呼吁保护的古老四合院，也未能避免毁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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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拆拆！在全国中等城市的历史文化名城序列表中，这个字出现频率最高的当算江苏常州。中国文物学会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会秘书长丹青如是说。据有关资料显示，到2006年，常州市被拆除的名人故居就有胡濙故居、吴氏中丞第屠寄故居、黄仲则故居、青果巷八桂堂(包括瞿秋白诞生地、常州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国钧的故居)、前后北岸的苏东坡终老之地“藤花旧馆”等等。

　　其实，何止是常州拆。在历史文化名城杭州，西湖边上的南山路、北山路可谓“风水宝地”，同时这里也是历史文化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很多名人故居都在此处，但也是房地产开发商争夺的“黄金地段”。 这样，名人故居的保护就与房地产的开发、城市建设的发展等等问题联系起来，巨大收益与文物保护的巨大支出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黄金地段的文物保护也就作为一个大问题日益凸显。

　　这种现象不是唯一的。对于全国很多历史文化名城来说，这个问题普遍存在。每一次的拆除，在政府官员、开发商与专家学者、普通市民之间都会引发相当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各执一词，最后胜利的往往是推土机。典型的如北京，名人故居与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交通线路修缮等问题掺杂在一起，时时拨动着人们的神经，每次的修缮甚至拆除都引起广泛争议。

　　现代化名义下的拆除或重建

　　有人说，对文物破坏最大的不是战争，而是人们无止境的贪欲。

　　对于房地产开发商们来说，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是最大的驱动力。名人故居，特别是地处黄金地段的名人故居，在开发商们眼中，只不过是一块“地皮”，其作为文物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被模糊和忽略了。

　　在巨大商业利益驱使下，房地产开发中不受制约的开发，在建设中破坏拆毁文物的事情屡有发生。在赚取了巨额利润的同时，还为自己贴上了“建设”“现代化”“开发”等好听的名目。

　　一位专家说：“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控制本来是政府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控制的重要手段，现在为了眼前的利益把它放弃了，一味迎合开发商的利益，这样实际受开发商控制、为开发商利润服务的旧城改造，其结果不仅不能缓解原有的矛盾，反而只能使环境和交通等状况恶化的大城市病更为加重。”其言下之意是，不仅城市建设中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恶化了原有的状况，增加了改造的成本，而且破坏了文物。而且，在一批名人故居的重建中，“假古董”盛行，建筑不伦不类，历史文化感丧失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认为，新的替代旧的，高的替代矮的，现代的替代古老的，这是一种趋势。对于城市建设来说，这些年来日新月异但千篇一律的建筑风格，“推平头，盖楼房”，早已导致了城市特色的消失和甚至是历史文脉(如文物古迹的拆除或重建)的断裂。城市成了难以被认知的城市。

　　“经济建设与保护文物发生矛盾后，建设要服从于文物保护。”早在10年前，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贾庆林同志曾这样指出。然而，实际的状况中，城市建设、房产开发、文物保护间却矛盾重重，纠缠不清，最终的牺牲者往往是不会说话的文物。

　　谁是最终的胜利者？

　　在名人故居的“保卫战”中，文物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推土机是真正的胜者。

　　争得一块地皮，开发商们会获得巨额利润，但是，如果只顾眼前的利益，而置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于不顾，代价是相当大的。名人故居是历史文化最为生动的载体。失去了这个载体，也就失去了对历史文化的敬畏感，失去了历史文化本身，而一个没有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是不能称其为民族的。

　　丢失了一块地，损失的是几百万元；而毁坏了一件文物，一座名人故居，丢失的则是一段不可再生的历史和文化。“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次性的破坏，就是永久的毁灭！”全国政协委员舒乙先生的话今天听来仍振聋发聩。

　　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针对北京的旧城改造曾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现在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名人故居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历史和文化资源，是一次性的，是不可再生的，是独一无二的。

　　名人故居是“包袱”还是优势？

　　经济建设、城市开发与名人故居保护是完全对立的吗？

　　“这是死人与活人争地盘”，有人这样评价。经济建设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占用土地，名人故居则阻碍了这些建设，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被拆除或者重建。二者的矛盾似乎不可解决。

　　但是事实呢？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旧城改造中的文物保护。在房地产业如火如荼的年代，为了保护旧建筑、旧街道不被破坏，政府在对破旧房进行了大规模整修的同时，把住在老房子里的居民迁居他处，易地安置，而将整修后的房屋则重新出租，使其成为集揽胜、购物、商业为一体的街市，这样既保持了19世纪的建筑风貌，又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此外，巴黎、伦敦等城市也都在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中实现了共同发展。

　　国内也有典型的例子。譬如周庄，历经900多年岁月沧桑而完整地保留了江南水乡集镇的建筑格局，被誉为江南水乡古镇的典范遗存而成为名闻遐迩的旅游之乡。湖南湘西凤凰古城，也因为完整保存了小城的风貌，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城”而使世界各地人们趋之若鹜。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房产开发和文物保护之间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兼顾的。

　　专家认为，实际上，每个城市都有一些传统街区，这些街区历史悠久，知名度高，极富特色，应该保留其原风貌，修旧如旧，使之成为旅游、怀旧、购物、影视剧拍摄等为一体的特色街区，发扬越老越香的优势。

　　单从经济发展来说，名人故居并不是包袱，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资源，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完全可以好好利用，使其转变为经济和社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