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手段突变增强传言杀伤力

　　在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传言成了经济社会生活中另一只令人生畏的“看不见的手”。

　　当危机来临时，人们的信心通常十分脆弱，对无从核实的传言总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美国《新闻周刊》文章说：“大多数人在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时，所作的惟一理性的选择只能是放弃。”

　　多位传播学专家分析，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人们与大多数重要的“实物”不可能保持实际接触，要了解它们，只能依靠传媒提供的第二手信息。在这种“间接化”的社会生活中，传言成了影响人们判断和行为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那些具有数据分析的“半专业谣言”，杀伤力最大。

　　杨飞认为，当前左右虚拟经济的两大要素，一个是资本流，一个是信息流，信息可以对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如果金融市场不能及时得到正确信息，必然导致资本脱离内在价值，无规律变动。

　　事实上，就传言形态本身来说，今天的传言与以往的传言并无区别。10月2日，韩国女影星崔真实自杀身亡。韩国警方发现，她的主要心理压力来自于一条网络谣言，说她借高利贷给好友安在焕，导致了安的自杀。而中国上世纪30年代一代影后、25岁便自杀结束生命的阮玲玉，也曾留遗书一封：“我何罪之有？然则人言可畏。”

　　“传言还是传言，关键在于传播手段发生了质的突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保国教授说，网络、手机等便捷通信手段，使传言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因而也来得更加迅猛。

　　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另一大变化是，彻底改变了信息渠道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局面，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在拓展了公众自由度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传言监管的难度。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一些善于投机的机构，利用散布传言或谣言，打击竞争对手。一些金融机构正是在“恶意中伤”下被不明真相的投资者抛弃，最终走向破产的。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络口碑研究所统计，66％的企业危机都起源于谣言。

　　应对传言，关键是公开透明，加强权威部门的公信力

　　不久前，香港有人涉嫌造谣，称美国国际集团有意出售其香港子公司友邦保险的亚洲业务。为此，上月末香港警方重拳出击，拘捕了包括美国万通亚洲保险有限公司高层在内的11名保险从业人员，而万通是友邦的竞争对手。

　　杨飞认为，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特殊时期，我国有必要采取措施规范市场信息流通，过滤失真信息，尤其是加强网络媒体的监控，防止金融谣言借助网络大肆传播扩散。

　　专家指出，对社会危害严重的传言，在加大监管和惩治力度的同时，也不能一味地“堵”，更重要的是公开透明，加强舆论引导。

　　“与其去管那些无聊的网站，不如培育权威的金融平台。”《投资者报》执行总编辑何刚说，“对抗噪音最好的办法，就是我的声音比他的还大。”

　　危机来临时，百姓最希望尽快听到权威、专业的声音。汶川大地震时，我国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受到世界赞誉，而目前在一些地方，信息发布的快速反应机制仍未建立起来。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有关部门常常失语，导致谣言泛滥失控。

　　新浪论坛一位网友发帖说，这次“四川蛆柑”事件中，当地政府的信息发布时短信已经广泛流行了。如果在刚出现虫害的时候就发布，就不会出现短信；如果在刚出现短信的时候就澄清引导，就不会出现短信广泛流传的情况。

　　另一位网友说，以往某些地方和部门对突发事件首先矢口否认，而不久，现实情况的进展却印证了传言。为此，必须加强权威部门的公信力。

　　专家指出，在信息化时代应对“传言危机”，必须学会运用信息化的策略。归根结底，这是一个能否与时俱进地改进执政方式、加强执政能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