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国家赔偿中自证其罪的“确认”方式，改变目前“机关赔”的支付方式，将会有力改善国家赔偿法的运转。

　　按照现行国家赔偿法规定，受害人向侵权机关申请赔偿，必须先由侵权机关自己确认是否属实，换句话说，佘祥林被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他如果要申请国家赔偿，必须先获得检察院的确认——“是的，我们错了，我们可以赔”。这一侵权机关自行确认“侵权事实”作为国家赔偿前提条件的做法，有专家称为“与虎谋皮”。

　　被喻为“河北佘祥林”的张新亮，2005年12月无罪释放后申请国家赔偿，整整两年后才得到邢台市检察院和邢台中级法院的确认。实践表明，赔偿义务机关往往以各种理由不确认或对确认申请拖延不办，申请人向上一级机关申诉又往往行不通。受害人常常以为拿着一纸无罪判决就能顺利得到国家赔偿，但现实是他们必须面对一道又一道确认程序。

　　一位北京区级法院法官告诉南方周末，他们院每年200多宗案子，国家赔偿不到20宗，多是向公安索赔的治安类案件。但出于“不愿陪”的“自保”心理，最终公安和法院均予确认赔偿的也就三、五个。

　　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计划废除赔偿机关这一“自证其罪”的环节。修改后将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受到申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如果不予赔偿，申请人可直接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这等于降低甚至完全拆掉了申请“门槛”，加速了赔偿进程。

　　现实中，好不容易申请到国家赔偿但拿不到钱的情况也比较普遍。“河北佘祥林”张新亮去年11月终于被河北高院认定了18万余的国家赔偿，但至今未得分文。邢台检察院和法院都很无奈地对他说，办公经费紧张，没钱。

　　现行做法是，在赔偿责任确定后，由赔偿义务机关先向申请人垫付赔偿金，然后再向同级财政申请核销赔偿费用。有的地方甚至要求赔偿机关先处理责任人并追偿后，才能向财政申请核拨。

　　国家赔偿法草案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表示，经费支付方式的改变将部分地解决行政或司法机关“不愿赔”的逃避心理，更是从“机关赔”向“国家赔”的实质转变。

　　一位北京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坦承，这一变化会大大减轻案件承办人和检察院的双重压力。他举例介绍，他所在的检察院因对一位当事人做出不起诉决定，此人因而以“错捕”要求国家赔偿。检察院拖了四年后才赔，一是因为上报确认程序复杂，二是心里别扭，个人受非议，单位还要拿钱，多少是个“负面新闻”。

　　专业人士分析，取消“确认”和改变支付这两大改变将成为解决国家赔偿法运转不力的“超级润滑油”。

　　扯断国家赔偿和错案追究的联系

　　国家赔偿法“不灵”的罪魁祸首，是其背后捆绑的可怕的“错案追究制”。扯断国家赔偿与错案追究之间的不当联系，才有可能拯救国家赔偿制度。

　　一直以来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国家赔偿法“不灵”的罪魁祸首，是其背后捆绑的可怕的“错案追究制”。“谁也不愿承认有错，更不愿为此承担责任，原本用来救济受害人的国家赔偿，就因可能触及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个人责任最终落空了”。马怀德认为，只有将支付赔偿金的职责固定于统一的财政或者基金组织，扯断国家赔偿与错案追究之间的不当联系，才有可能拯救国家赔偿制度。

　　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未能作出重要改变。姜明安教授认为，未来修改只要将赔偿法中“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中的“违法”二字去掉，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最高人民检察院赔偿办主任刘志远并不同意外界对国家赔偿法“口惠而实不至”的批评。他以几个数据向南方周末记者证明了检察机关在国家赔偿方面取得的进展。他披露，过去几年，检察机关的决定赔偿率一直以十个百分点的速度递进，去年赔偿率达到了70%，支付赔偿金两千多万元。

　　一位司法系统内部人士表示，在国家赔偿方面不能赋予司法机关“推卸责任”的刻板印象。他认为实践中很多情况很难以“违法”归责，如果被扣上“错案”帽子要求机关承担赔偿、个人承担责任，确实不够公平。比如说，因为拘留、逮捕的标准不同于起诉判刑标准，不能因为不起诉、判决无罪就反推原来的拘留、逮捕错误。因此，他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在一些原则上尚显机械和模糊，有进行修改的必要。

　　比较集中的建议还包括，建立一个超脱统一的国家赔偿机构，可以考虑将其设置于全国人大、司法部或财政部之下，彻底将“机关赔”转化为“国家赔”，同时彻底解决基层财政支付赔偿的困难状况。

　　在赔偿标准方面，提高赔偿标准的呼声一直很高。按现行标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以佘祥林冤案赔偿为例，佘祥林蒙冤坐牢4009天，2004年度职工平均日工资为63.83元，佘祥林因此获赔25.58万元——这是一个荒诞的赔偿公式，舆论评价说。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