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来，山挡不住；得民心的事，谁都挡不住。”

　　县委工作队被上塘人“同化”了，地委工作队也很快被“同化”。他们不得不承认：“联产承包”确实调动了上塘公社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不久，戏剧性一幕又在上塘出现，淮阴地委驻上塘工作队突然消失。

　　据荀德麟著《淮安史略》叙述：“泗洪县上塘公社党委在群众的要求下，从1978年在全省率先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的计酬责任制……上塘为淮阴专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经验。1980年1月，中共淮阴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决定》，介绍上塘经验，布置县、公社进行联产责任制试点工作。

　　“同年10月，地委根据中央75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颁布《关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到1981年8月，已落实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9.4%。

　　“同年11月，新华社报道：淮阴地区推行联产责任制，农业获得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达40亿公斤。本地区人民从此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当时“屯兵不动”的江苏省，上塘公社改革刚刚得到泗洪县委和淮阴地委默许，却遭遇了更大的阻力。

　　1980年3月中旬，淮阴行署经营管理组几个人到上塘作了所谓调研后，向省里打出《泗洪县部分社队出现包产到户、分队、分田单干》的报告，给上塘“大包干”列出四条“严重”后果：一是造成思想混乱；二是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三是削弱了集体经济；四是影响了春耕备种。希望引起高度重视。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江苏省有关部门开始拿上塘“开刀”。

　　淮阴地委和泗洪县委只好“响应”，把已经撤退了的工作组、纠偏队重新组合起来，再度派驻上塘，配合省里来的工作队开展工作。

　　事实上，从1978年秋开始，工作组、纠偏队反复进出上塘，已经多次。

　　据张世明回忆说：“1980年秋天，‘联产承包’在上塘大见成效。但省里向地委、地委向县委，几乎一天一次电令，核心内容八个字：紧急收回，立刻纠偏。

　　“县委常委一班人带领56位县有关部门领导，抽调近百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浩浩荡荡开进上塘。上塘20个大队，最小的大队，进驻‘纠偏’队员也不少于3人。”

　　省里派来的一位“笔杆子特使”，大笔一挥，为上塘“联产承包”改革列出“十大罪状”，不是“训导”，就是“批判”。

　　江苏省水利厅一位负责同志，奉命将上塘公社机关干部集中起来“训话”，从晚饭后一直至次日凌晨。

　　没过几天，江苏省农委的一位领导又来到泗洪，他的口气更大了。

　　张世明说：“省农委的这位领导，到泗洪一下车就说：我这次到泗洪，是要把你们县搞‘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现在议论纷纷的一些问题，从界限上搞清楚。像上塘这样大面积搞包产，性质就变了。这关系到所有制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你们讨论讨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不要连马列主义老祖宗都忘了。”

　　上塘人心中疑惑不解：为了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钱花，究竟能错到哪里去？

　　一位女社员在上级领导面前毫无畏惧地说：“你们不要瞎摆弄！先让我们这样搞上几年，有了饱饭吃、有了衣裳穿，再听你们的。”

　　就在省调查组准备以更严厉的措施处理上塘的时候，大环境出现转机。

　　上塘的做法，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

　　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

　　然而，省里的一些领导还是弄不明白：上塘到底有没有问题？究竟会不会带来资本主义复辟？一位省领导亲自带着一些省里的干部，直接到上塘谷墩大队召开干群座谈会。

　　一位老农被憋火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大官，说话值钱。把土地分到户下耕种，我们老少有了饭吃，有了衣穿，盖上了新瓦房……你们千万不能让俺们不干！俺们已经坐到粮囤上了，不能再叫俺们下来了。求你们发句话还不成吗？”

　　省、地两级都说： 上塘粮食收得再多 都不宣传

　　上塘“联产承包”遭受干扰，不仅表现在工作队、纠偏队屡屡出现，座谈会、训话会喋喋不休，更表现在省、地两级对上塘改革的宣传报道上。

　　2008年春天，笔者再次翻阅了从1978到1982年5年来每一天、每一版的《新华日报》。其中，在197 8年到1981年春3年多时间里，《新华日报》没有一篇关于上塘“联产承包”的专门报道。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新华日报》一位资深老记者感触颇深：上塘是江苏“第一包”。为解决千百万农民的生存问题，解决农村改革的路线问题，为农业发展以及城市发展提供物力和人力资源，开了好头。上塘人民和乡村干部为之奋斗所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压力，大大超过了华西村。

　　刘峥时任《新华日报》驻淮阴记者站记者，当年采访上塘的艰难，依然历历在目。

　　刘峥上报的有关上塘“改革”的选题，统统未“过关”；到上塘采访的请求，也没获许。他只好选择年假机会，暗访上塘。

　　采访收获很大，但所有报道都没有发表。其中一篇“供领导同志参阅”的内参，已经打出小样，报社具体负责人已经签字发排，但终审还是被领导撤换下来。

　　事实上，从上塘公开、全面、强力推行“联产承包”的第二年开始，《新华日报》不是没有农村改革方面的报道，但宣传的是“五定一奖”，就是不宣传上塘“联产承包”。

　　后来，刘峥采取“曲线报道”的策略，他报道上塘，只字不提“包产到户”的举措，只说“包产到户”的效果——

　　《九个新郎话新春》《泗洪县扩大花生种植面积》《“摇钱树”与“聚宝盆”》等报道，纷纷在《新华日报》“变脸 ”发表。

　　28年后，刘峥非常动情地说，虽然那些报道都未提到“包产到户”，但能在最紧张的时候，给予上塘人民一点支持，心中无比欣慰。

　　效仿省里做法，地区更是如此，连内部交流上塘先进经验都被禁止。

　　1980年1月，淮阴地区召开农先会，上塘公社立新大队作为一年巨变的典型，受到农先会表彰。但会前泗洪县委办把立新大队先进经验材料送到淮阴农先会筹备组时，有人表态：上塘收的粮食再多，都不宣传。已经打印好的立新大队先进经验材料，未被装进淮阴农先会先进经验材料袋。对立新这个先进典型，绝大多数与会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就连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江苏分社的记者采访上塘，当时也遭到省里的阻止。

　　日前，在专访当年新华社江苏分社的周昭先先生时，了解到更多的内情。

　　周老说，他清楚地记得，1981年一开春，听说在新华社江苏分社采编室工作的他和该社农村新闻采访组的王孔诚要去上塘采访，一位省领导电话“警告”：“你们不要去采访那个上塘。那里的做法有方向性问题……”

　　事实上，对上塘“联产承包”，周昭先和王孔诚早已关注。他们在1980年就作过秘密采访，并且完成了近700 0字揭示上塘改革遭遇干扰、阻挠和压制的长篇报道。

　　此稿发到北京后，时任新华社社长曾涛，眼睛一亮，心头一热，拍案定夺：发《内参》！

　　这篇题为《江苏泗洪县访“穷“见闻》的内参，发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等有关部门领导，同时在全国各地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传阅。

　　而执着的周昭先和王孔诚根本没拿“警告”当回事，照样到上塘作了将近半个月的深入采访。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以少有的通栏标题形式，发表了周昭先和王孔诚采写的《春到上塘》长篇通讯，充分肯定了上塘改革决策、过程及成就，也毫不客气地公开批评：“上塘公社农民在按照三中全会路线前进的路途上，曾经遇到了很大阻力，从省到县的各级领导中，不支持者有之，横加指责者有之。”

　　上塘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制改革，步步都比当时中央文件精神提前，不仅“提前”调动了上塘 3.6万农民生产积极性，更“提前”给上塘3.6万农民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在“联产承包”促动下，上塘公社原先101905亩耕地得到了高效利用，原先几十年无人耕种的抛荒地也被农民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

　　1979年度上塘公社农业生产汇报表显示，粮田已扩大到119045亩，收粮1200万公斤，比1978年8 00万公斤增长50%。增长幅度，全县第一。

　　笔者当时曾独自率领60位农民组成的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第二劳作组，年人均分配口粮1978年以前最多也没超过45公斤，1979年一下子飞跃到210公斤，是1978年的5倍还多。

　　“联产承包”后的第一年，这里的农民告别了解放以来一直要国家发放救济粮、救济棉、救济布、救济衣、救济煤、救济款的历史。

　　经济生活翻了身，上塘百姓喜气洋洋。

　　1980年，由于从1979年开始由“包产到组”发展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社员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尽管遇到了历史罕见的百日连绵阴雨，但上塘粮食仍然夺得大丰收。上塘农民当年向国家出售余粮140万公斤，出售花生 160万公斤，另外还获得国家奖励售粮指标80万公斤。

　　笔者老家所在的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第二劳作组，人均口粮也突破800公斤大关，是“联产承包”前1978年的 18倍，出现了受到县政府表彰的刘凤龙家等轰动全县的“种粮万元大户”。

　　从1980年春节开始，上塘农民创作出许多不拘一格的春联——“包产到户富了困难户，联产计酬发了老实头”， “联产责任好，粮食吃不了”……

　　上塘农民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着丰收后的喜悦心情。

　　丰收让人喜，也让人“愁”。

　　实行“联产承包”之前，上塘各个生产队卖粮指标都完成不了；实行“联产承包”之后，上塘各个生产队卖粮指标都远远不够用。上塘农民普遍为卖粮难和卖花生难发了愁。

　　为此，新华社等媒体记者就上塘农民富裕后的难题，发了内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作了重要批示。泗洪县特事特办，决定给上塘农民增加粮食和花生出售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