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塘改革是老天逼出来 农民摸出来 干部悟出来的

　　从“联产承包”中得到实惠的上塘公社老百姓，不仅在公社党委动员“联产承包”时以大无畏的精神踊跃投身这场改革，而且在省、地、县三级对上塘“联产承包”持否定态度频频施压时，毫不动摇。他们“顶撞”那些阻止的人：“说一千道一万，大呼隆不如搞联产；集体混穷的日子过够了，想再回到原来的样子，我们坚决不干！”

　　上塘地处泗洪西南岗，平地海拔62.5米，生产条件恶劣，加上大呼隆制约，解放30年，赤贫30年。老百姓已经穷得既不怕苦也不怕死。

　　“西南岗，西南岗，不是荒坡就高岗；黄粘土，水不淌，十家九户都缺粮；破草屋，漏风墙，扯把稻草就当床；男人瘦，女人黄，小孩饿得直喊娘……”1978年笔者写的这首打油诗，是上塘老百姓生存和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上塘农民有“四靠”：“吃粮靠救济供应，用钱靠救济贷款，烧饭靠救济煤炭，穿衣靠救济布棉。”如果没了救济，上塘人无法存活！

　　因为过度贫穷，从1969年到1978年的10年间，上塘公社石庄大队小郭洼村，竟然没娶过一个新娘，人口出现负增长。就连村子里农民家喂的狗，都没有力气为主人看门尽职叫嚷。

　　一些当年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没有倒下的退伍复员军人，却差点饿倒、冻僵在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代。

　　在笔者30年前的记忆里，上面年年放救济粮，但农民从粮管所里买回的山芋干是霉的、粮食是瘪的，玉米面不仅是霉的，而且里面还有许多虫子。就是这样的救济粮上塘农民也把它当宝贝。买回家的玉米面舍不得吃完，总要留些待生病时当补品吃，或等来亲戚好友时招待人。

　　为了不被饿死、冻死，为了生存尊严，上塘人终于豁出去了。

　　1977年秋，上塘公社垫湖大队大任庄第五生产队社员硬逼队长任孝干带领大家把土地分到户下耕种。

　　1978年夏天，上塘遇到连续15天西南干热风和连续百日无降雨的大旱，大部分田地秋粮绝收。而大任庄的庄稼却长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社员口粮基本够吃。解放三十年来第一次不再向国家伸手要救济粮。

　　“大任庄分田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四处扩散。

　　周边农民也都开始暗暗酝酿：“饿死也是死，坐牢也是死。饱死总比饿死强！就是坐牢头点地，也要跟大任庄学！”

　　作为上塘公社党委书记的张世明坐不住了：看来，农民已经准备行动，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张世明立即召开党委会。尽管当时党委成员意见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但是秋播在即，明年农业工作，必须从今年秋播开始抓起。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张世明拿出“集中”意见：在全公社范围内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塘改革也是全面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好样板

　　上塘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既充实了理论家的研究内容，也丰富了当代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理论宝库。

　　当时许多注重“一大二公”的理论家们最担心的，是“联产承包”是否会削弱集体实力。上塘的实践证明，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上塘“联产承包”的口号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农民自己的。”

　　可以这样说，1978年以前，国家用救济粮、救济棉、救济布、救济煤、救济款，养活上塘老百姓；实行“联产承包”后，上塘老百姓极大地支援了国家。

　　1980年，在遭受严重涝灾情况下，上塘老百姓还向国家出售余粮140万公斤，出售花生160万公斤。另外还获得国家奖励售粮指标80万公斤。别说在苏北，就是在整个江苏省都冒了尖。

　　以笔者作为会计的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为例，1978年以前，账本上现金余额正常不超过50元，经常出现赤字。 1979年秋后，农民富了，集体提留多，账本上的余额是过去的几十倍，有时甚至是过去的几百倍。

　　社员腰包有了钱，办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就更有基础了。比如笔者老家所在的响桥大队小学，1978年以前只有11 间东倒西歪的破草房作教室。1979年以后，校舍换成了大瓦房。这说明，“联产承包”不是削弱了集体而是壮大了集体实力。

　　老百姓富起来，意味着集体也富起来；农民收入总和，等于集体收入。“联产承包”后农户收入成倍递增，等于集体经济成倍递增。

　　更为关键的是，“联产承包”后富裕起来的上塘人，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赢得了做人的尊严。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春到上塘》一文中写道：“现在，上塘人走在泗洪大街上，腰板都显得硬朗了！”

　　1979年，上塘人真真切切感受到解放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光荣。三十年后的今天，上塘人更是感受到了当年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抗争的自豪。

　　1981年后，上塘“联产承包”后的喜人景象，被记者们以文字和图片等形式在省和中央媒体报道出来，广播里也不断传来关于上塘改革后农民过上好日子的录音、特写、连续报道。

　　上塘由被压制的“苦孩子”突变为省内外参观学习的“好样板”。

　　从1978年秋季开始，一向因地处偏僻而鲜为人知的上塘，不再“门前冷落车马稀”，而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访的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对上塘的调查研究，由开始的怀疑、困惑到后来的充分肯定，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宝库。

　　现在已经退休的时任上塘公社党委书记张世明说：当时接待任务太重了，一天会有十多个参观学习团到上塘来。当时感觉接待参观学习团，比我搞“联产承包”还累人。

　　上塘改革，步步领先，成为当代中国农村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的好样板。这是上塘对党和国家的最大贡献，也是上塘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上塘改革不仅使当地农民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也使国家收到了数额巨大的储备粮油，使金融系统吸纳了巨额储蓄，促进了当地农村社会公益福利事业的发展，而且为学者提供了研究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