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岩强调，达赖喇嘛“适时地”表达对新一轮商谈寄予的希望不大，实际上是和以前一样，试图将商谈可能无进展的责任推给中央政府，并向后者施加压力。“但中央政府已经表现出足够的真诚和耐心了。从历史来看，达赖逃亡国外以后，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胡岩回顾道。

　　自1979年以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曾多次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触，多次重申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即：达赖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等。在上月接受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专访时，温家宝总理也再次重申，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数十年来始终如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印度、美国等国家与中国关系改善，国际大环境对达赖不利。他不得不改变调门，主动向中央政府表示“愿意放弃西藏独立回国”，后来又提出所谓的“五点”、“七点”方案。“中间道路”则是达赖从1984年开始提出的。

　　所谓“中间道路”，取表面之义，常被误解为介于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与达赖集团谋求“西藏独立”之间。但是在一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却直接解读了其本意：“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胡岩提到，数十年来达赖的态度可谓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东欧剧变，达赖以为中国也将步苏东国家后尘，于是不仅拒绝商谈，就连1989年中国佛教协会特邀其回国参加第十世班禅大师追悼活动也加以拒绝。“后来，目睹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声望的不断提高，他才要求重启商谈。”胡岩说。

　　从2002年至2007年，中央政府与达赖的接触商谈每年举行一次。在拉萨“3·14”事件之后，中央政府更在5月与达赖的私人代表接触，并于7月举行第七轮商谈。

　　中央统战部负责人7月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说，今年7月1日、2日，我部负责人同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一行5人在北京进行接触。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副部长斯塔同甲日·洛迪一行进行了谈话。

　　据悉，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当时向达赖喇嘛明确提出“四个不支持”的要求，即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一切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达赖私人代表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同时，根据达赖方面的要求，7月双方的接触中还商定了下次接触商谈的时间。

　　“但这些商谈可以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胡岩说，“如果达赖不彻底放弃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图谋，商谈怎么可能有进展？”

　　“还权于藏民”的背后

　　美联社10月26日还报道说，达赖声称自己将请“600万西藏人民”来决定西藏今后的道路。

　　胡岩认为，达赖声称的“请600万西藏人民来决定今后的道路”很可笑，“西藏人民早就决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用不着达赖‘授权’给他们。”

　　至于达赖提出的在“大藏区”实现“高度自治”，胡岩认为根本不存在可操作性，而无论是“高度自治”还是所谓的“中间道路”，都只是其“西藏独立”立场的含蓄表达而已。

　　“除了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92%以外，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藏区还生活着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民。这种民族分布的格局，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达赖喇嘛把‘西藏’的概念扩大为中国所有的藏区，然后在这些地区实现‘高度自治’。那么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呢？这岂不是在制造人权问题和民族问题？”胡岩反问道。

　　胡岩说：“虽然达赖最近多次暗示，如‘中间道路’无法实施的话，他将无法阻止暴力活动的发生。但他也知道，暴力活动与佛教的基本教义相抵触。那些公开支持暴力活动的人，在今日世界将会成为过街老鼠。”

　　“可以说，达赖现在看不到坚持自己的主张有任何希望。他或许想落叶归根，但是我们还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如果他坚持其错误的立场，依然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西方某些势力的支持上，那么，其代表与中央政府的商谈就很难有什么新的进展。”胡岩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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