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事部副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徐颂陶开始总结自己的一生——作为一名国家干部的一生。

　　农民出身却没考上大学的王力民，如今已经是永吉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人防办主任，正科级。比起国家干部，他更喜欢称自己为公务员，他觉得这个词“现代，正规”。

　　虽然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他们都是30年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受益者。

　　未规范的干部制度

　　跨过40余年的光阴，徐颂陶看到自己踌躇满志、恍如昨日的青年时代。

　　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徐颂陶，在毕业分配表的身份一栏里，郑重写下“干部”两个字，然后背起行囊，乘火车，从上海来到北京。

　　铁道部人民铁道报社一名普通记者，是徐颂陶作为一名国家干部的起点。

　　在当时，想要迈进干部队伍的门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顺理成章进入这个队伍的人，大概有这样几类：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组织调配安置的退役军人，或者通过“顶替”、“内招”等形式进入的干部子弟。

　　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外延。上到国家主席，下到杂技团演员，都被称为干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只是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956年底，他们的人数是281.6万人，只占干部总数的三成左右。

　　所有的干部，在同一个规则下，由同一套制度统一管理，无论市长、厂长还是校长。

　　这种形成于战争时期的干部人事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沿用，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新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并没有一套完整而规范的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博士杨波称，各类干部没有进行分类管理，强调“个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选用干部，只有笼统定性的政治考察，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领导部门和领导者的主观随意性很大。

　　变革的动力

　　徐颂陶的干部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参加工作不久，铁道报停刊，徐颂陶被调到哈尔滨铁路分局的一家报社工作。此后，“文革”爆发。“在哈尔滨14年，级别一级没涨，工资只涨了8块钱。”徐颂陶回忆说。

　　呆在哈尔滨，徐颂陶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

　　然而，巨大的惊喜，却在1976年不期而至，铁道部的一纸调令，让已经38岁的徐颂陶重新回到北京。

　　“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整个国家秩序都在恢复中，非常需要人才，铁道部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有人想到了我。”徐颂陶说。

　　此时，经历了10年浩劫的中国，正在经历巨变。“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文革”中被破坏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正在逐渐恢复。

　　“第一步就是要解决干部问题，改革总要靠人来搞。”徐颂陶说。

　　在必然到来的历史洪流中，很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和徐颂陶一样，重新获得了工作机会。

　　回到北京的徐颂陶，被安排在铁道部政治部办公室，协助部长进行老干部的恢复工作，正式成为一名政府机关的国家干部。4年后，他又被国家人事局局长焦善民看中，调到人事局政策研究室，这个在1980年7月刚刚恢复的政府机构，负责全国的干部人事工作。

　　徐颂陶没想到，自己会从一名国家干部，变成管国家干部的人。他更没想到，此后的中国，会经历一场如此难以想象的巨变。

　　刚刚报到，徐颂陶便参与了人事局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定全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案。

　　半年前，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明确要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

　　这个讲话，拉开了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

　　“不改不行啊。”徐颂陶说，到了人事局，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乱”字，“文革”期间，录用干部失控，干部素质严重下降，干部队伍数量激增，工作效率低。

　　这些问题，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再次被关注。为了明确改革的方向，十二大明确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新干部工作方针。

　　“这个方针，指导了日后几十年干部人事工作的方方面面的改革，它的地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李民说。

　　变革始于国企

　　由500名工作人员、4个政府部门联合组成的劳动人事部在十二大后成立，全面统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这已是改革开放后为促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而进行的第二次政府机构调整。由中组部牵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小组也随即成立，徐颂陶被推荐为小组成员。

　　一系列的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在各地展开。

　　在以加大企业自主权为内容的经济改革的推动下，和市场最接近的企业人事制度，最先得到突破。统分统配的企业干部任用机制被打破。

　　党政机关的人事制度改革，也在缓慢推进，在邓小平的表率作用下，领导干部终身制被废除。

　　干部管理权限，也由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地方被赋予更多的干部人事管理权限。以考试录用干部、打破委任制的探索，也在各地有了星星之火。

　　“不过，由于此时改革仍侧重于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尚未作为一项独立的任务被提上日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在一些单项制度上进行试验性的探索，还不是整个运行机制的根本性改革，缺乏整体配套和总体规划，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作为一种习惯力量仍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李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