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视组反馈问题之后，上级党委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顾虑：如果问题出多了，其他地方会怎么看？中央会怎么看？媒体会如何评价？群众会如何评价？在目前中央对省级党委政府实行问责制，以及领导班子任期制的现实情况下，地方主政的官员最优选择当然是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任建明分析。

　　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如何才能让巡视工作发挥最大效果呢？任建明认为，目前应从巡视工作的公开化、透明化方面“开刀”，为此他提出了公开巡视工作报告的建议。

　　任建明告诉记者，如果一步走到向社会公开不太现实的话，可以探索先在一定的范围内公开，例如在上级党委常委会或全委会公开，或向上级人大公开，或在党代表会议上公开等。但最终还是要彻底地向社会公开，即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方式进行公开。

　　他将公开巡视报告形容为“催化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上级党委是否重视问题的一个制约。一旦公开，各种监督机制就可以被有效引入，问题就难以捂住盖子，不可能被简单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报告公开之后，对巡视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说法，包括排除一些问题，澄清一些是非，或者证实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此外对于与巡视工作关系密切的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是否给予回应，是否采取行动也是一个制约，对于巡视报告中发现的诸多问题，这些职能机关有责任去进行调查核实。

　　公开巡视报告也是对巡视工作的有效问责。巡视干部如果滥用权力，或者工作流于形式，巡视报告的质量必然是低劣的，在公开之后会很快被验证，巡视干部“做老好人”的动机也会受到抑制，甚至会被追究责任。此外，公开还能带动其它问题的解决，比如巡视制度在授权状况、资源条件、能力条件、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将会随着报告的公开被发现、提出，至少会受到重视，广大群众和媒体的积极性也将被调动起来。

　　然而，也有专家不赞成此举，认为公开巡视报告不符合巡视职能，特别是里面涉及到有关被巡视地区领导班子及一把手的问题，在情况没有完全搞清的时候更不适合公之于众，哪怕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也容易造成负面影响。

　　对此，任建明认为，公开原则与巡视的职能并不相悖，巡视“只动口不动手”，但公开也不代表巡视组就要插手具体事务，只是会给上级党委和职能机关带来必须重视问题的压力。他告诉记者，“随着党务政务的公开化，必然推动巡视工作的公开化，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十七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

　　巡视效果：边际效应递减？

　　古时钦差大臣的威力每用一次，效应就会递减一分，那么巡视制度将来有可能会遇到边际效应递减吗？采访中有巡视干部担忧，随着巡视效果达到一定程度，如果不对其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完善，那么巡视的频率再高，人再多，最后解决问题仍有可能不尽如人意。

　　“由于我们在权力结构上还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巡视监督的对象是掌权的人而非权力本身，因而还不能从根本上及时监督并有效制衡权力。”一位长期致力于制度反腐研究、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学者向记者谈到，“抽调到巡视组的人来自于纪委和组织部，开展工作的效果很明显，原因就在于巡视组的相对独立性，放大了监督权力的威慑力，也体现了体制改革的制衡力。但是必须看到，这种威慑作用是有限并递减的。”

　　如何防止巡视效果边际效应递减？如何克服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如何通过完善制度物化固化巡视成果？他认为，这就要求对巡视制度的发展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

　　“要用历史的、世界的眼光研究巡视制度。通过了解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起源、发展和衰亡等客观规律，对当今巡视制度作一个前瞻性判断；同时借鉴各国的体制和做法，分析其利弊，从而发现我们巡视体制机制上的弊端。”他向记者阐述他的观点，“巡视制度只是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一支序曲，是中策而非上策，更不是最终成果；巡视制度是目前强化监督的重大举措，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亟待推进的情况下，解决现实问题所必须采用的整合制约、制衡之力的应急办法。”他认为，巡视制度应侧重于发现现行体制问题，去充当权力结构问题的听诊器和透视机，并以此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寻找突破口。

　　从具体的技术层面来看，这名学者认为，巡视工作应重“视”而非重“巡”，重查找问题而非了解成绩，重成果的运用而非交差了事。“‘巡’是一种手段，是‘视’的载体，重要的是通过‘巡’，到底看到了多少真东西，听到了多少真情况，解决了多少真问题。”他说。“用制度化的成果推进整个体制改革，这才是巡视制度最应该发挥的主要功效。”他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