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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红高粱》柏林获金熊大奖
“一帮人知道获奖，从被窝里爬起来聚到我家，一个劲儿喝酒，用拳头把肩膀捶得生疼。”
吴天明这样回忆1988年2月23日(正月初七)知道《红高粱》获柏林金熊奖时的情形。当时，他是西安电影制 片厂厂长，张艺谋则是西影厂的导演。
知道获奖，远在西柏林的张艺谋更激动得一夜没睡。“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
《红高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首次获得国际A级电影节最高奖项，获奖之后该片在内地影院上映时同样获得了 极高的上座率。
现为《南都周刊》副主编的长平，当年刚好19岁，在成都读大学。在他的记忆中一张电影票本来几毛钱，《红高粱 》的票价居然炒到5-10元。
“看完这部电影后，我被一种激情感染和推动，难以自已。出了电影院，和几个朋友没有坐公共汽车，而是走路回学 校，边走边高唱电影主题歌，如同狂欢节”。
《红高粱》小说原作者莫言则回忆，“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 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
《红高粱》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崛起的标志，第五代导演由此也开始受到国际影坛更多的关注。
张艺谋提着鞋找到莫言
张艺谋想拍《红高粱》那年，莫言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莫言的记忆很清晰，“1986年暑假，我正在赶写一部中篇小说，中午有人在楼道里喊我：‘ 莫言！莫言！’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他的一只凉鞋的带子在公 共汽车上被踩断了。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了《红高粱》，想当导演。”
两人谈了不到10分钟，就达成了共识。
1987年春天，开始筹拍《红高粱》，张艺谋拿了钱后，派了一位副导演到高密，跟老百姓签合同种高粱。但几个 月后，张艺谋却拍电报向高密人莫言求救。
莫言赶到现场一看，发现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寸。莫言说，天实在太旱了，于是张艺谋从 高密县政府批了5吨化肥，和剧组的工作人员天天挑水施肥。
后来，回忆起在高密种高粱的日子，张艺谋说：“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地里转，只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 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
《红高粱》总共投资了约70万元。这在当年也是个不小的数字，样片出来后吴天明和莫言都感到了一种震撼。而到 2006年，张艺谋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时，投资已动辄上亿。
《红高粱》最初的名字也不叫《红高粱》，而叫《九九青纱口》，女演员选了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大二的巩俐，男演员 则是刚演完《芙蓉镇》的姜文，摄影则是顾长卫。
后来，这三人都成为著名影星或导演，各霸一方。
《红高粱》去柏林本为救急
余玉熙，当年柏林电影节中国选片人，曾任新画面影业公司总经理。她说，1987年底电影局已确定《孩子王》参 赛柏林，但后来陈凯歌放弃了柏林电影节，选择送到戛纳参赛。于是，刚刚完成的《红高粱》被推荐“救急”。
其实，此前，中国影片《乡情》、《血，总是热的》、《雅马哈鱼档》等片也曾参加柏林电影节，但评委与电影节观 众普遍认为：中国电影政治色彩太重。
但《红高粱》让外国人看到另外一个中国，如此张扬的中国。
《红高粱》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它使电影人开始认识到，电影不仅仅是艺术，还是需要换回经济收益的产品， 这让一直信奉艺术至上的第五代导演，有些无所适从。
这个时候，《红高粱》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为中国电影趟出了一条新路。那就是，先去国际获奖，再回国内赚票房。
这个电影模式一直流行至今，其带来的影响也颇为复杂。
“贩卖愚昧”引起争论
《红高粱》上映后，一方面票房获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和讨伐。
据说当时高密农民还进行了上访，抗议影片中的“剥皮”情节丑化中国老百姓。
而意识形态领域的讨伐，更为激烈。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红高粱》靠宣扬愚昧落后、展示民族丑陋一面讨好外国 观众，还有人攻击电影《老井》“是一部反党反人民的影片”，而《红高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此时，西方评论界对《红高粱》却极为推崇。德国《人民之页报》评论道：“这是一部具有浓郁生活色彩的、粗犷而 五彩缤纷的影片。”一位当时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也为张艺谋喊冤，他说，“谈到外国观众会嘲笑‘贫穷’，那实在是一种残 酷无情的误会。我从不认为这样的人可以称为观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被苦难感动和激动，所以恳请千万别误解西方的观 众。”
《红高粱》的获奖，让讨伐的声浪微弱下来。
但之后《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又让张艺谋遭遇相同调子的“贩卖愚昧落后”“取悦西方”的泛政治 化批评浪潮。
当年扯着嗓子吼歌
现在吴天明担任西安曲江影视集团董事长，20年的时间在他眼里不算太长。
被记者问到当年为何有如此胆识来冒险时，他说，当时文艺创作大环境、小气候相对宽松，那个年代很多电影都是用 非常规的手段拍摄的。《红高粱》电影拍完后，审查时也只删了2个无伤大雅的镜头。
电影专家陈犀禾曾说道，第五代创造了一种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中国经验。“这种中国经验中充满了落后和进步、文明 和野蛮、理性和疯狂、独立和盲从、迷信和科学、压迫和反抗、个体生命和社会传统、封建主义和反封建主义之间的激烈冲突 。”
这段话用来评价《红高粱》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个野性高扬的时代，应该是颇为恰当的。
《红高粱》后期剪接时，张艺谋和副导演扯着嗓子吼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一遍又一遍， 把嗓子都喊破了。20年过去，吴天明对此情形仍记忆犹新。
当时，吴天明开玩笑对张艺谋说，你们怎么唱歌跟驴叫差不多。有影评人认为，其实，以前中国人都是“委屈”地活 着，《红高粱》让很多人看到痛快淋漓的活法。
这种无所顾忌的宣泄和个性张扬，也许，正是红高粱和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和力量所在。
□本报记者杨林
-新观察
狂欢年代的“中国形象”
对于1988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狂欢。
那年1月，天安门城楼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那年年末，“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那年2月，电影 《红高粱》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贯穿80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与乐观情绪一路升温，逐渐趋向高潮，文学艺术也抹去“伤痕”“反思”的眼泪，面朝 未来开怀大笑。一个叫张艺谋的摄影师天才地感知到了这一切，他抓住了“狂欢”这个关键词，为1988年拍出了一部叫《 红高粱》的“主题电影”。
我仍然记得20年前，偷偷混进竖着“儿童不宜”牌子的工人文化宫看《红高粱》，看完之后在街头放歌长啸的情景 ，它改变了一代年轻人对电影的认识。
《红高粱》正式宣布“第五代”走入大众，走向开放，率领沉寂多年的中国电影加入了世界电影的舞台。尽管此前， 《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影片已经令人看到了第五代对中国电影传统表达方式的突破，但是那种过于精英化的思考使它 们的影响力仍然局限于文艺界，而张艺谋显然比他的同辈更善于把握大众趣味，和艰深的《黄土地》相比，张扬激情的《红高 粱》更感性、也更平易近人。
在我看来，《红高粱》也可以被看作一部“80年代”的宣传片，《红高粱》的红色、美酒、高粱地等场景，无比准 确地反映了社会脉动，在反思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准确地摆出了一个反叛的pose，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代言。
对于《红高粱》和它背后的时代，学者李泽厚写下了优美的解说词：“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 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李泽厚 《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
正是这部激情之作，将一种不曾被束缚的斗志植根于影片中，一部电影在令人目瞪口呆的浓墨重彩下，或许揭开了惊 心动魄的民族寻根。
同样，这个当年的黑小子也并非只停留在表面，他有效地利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完成了他重铸了民族心灵图 腾的愿望。
二十年前，张艺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二十年后，这个勤劳的中年人，仍然在制造着“中国形象”。
□潘采夫
一日三十年
2月23日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3月12日为中国植树节
●1983年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
●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影片《红高粱》获金熊大奖
●1998年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
●2001年厦门特大走私案7名案犯伏法
●2006年韩晓鹏在意大利都灵冬奥会上获得金牌。这是中国选手在冬奥会历史上获得的第一枚雪上项目金牌，也 是第一个男子项目的冠军
温故知新
确保“六分之五”时间用于业务
安阳地区农科所，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华主席、党中央关于科技工作的重要指示，狠揭猛批“四人帮”破坏科技 工作的罪行。
大家认识到，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造成的科技人员十分不足的情况下，必须一人当成两人用，一天当成 两天用，因此，农科所党组织雷厉风行地落实了保证科研人员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这一合理的规定。
要保证“六分之五”，还必须认真改进政治工作。以前，该所规定科技人员和行政干部、工人一样参加各种会议，一 样参加集体劳动；片面强调集体学习时间，不讲究学习效果，有时实际上变成漫无边际的胡扯。
现在，为确保“六分之五”，减少各种会议，不让科技人员过多地参加会议，不让科技人员在业务时间内参加政治活 动，不让科技人员去干业务以外的行政事务。
这个所房子紧张，两人住一间宿舍，为给科技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行政人员和工人主动提出自己住得挤一些， 腾出房子让科技人员每人住一间房。
摘编自人民日报
1978年2月23日第3版《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六分之五”安阳地区农科所落实科研人员每周的业务时间》
那时流行
喇叭裤
流行时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
流行指数：★★★★☆
当时，港台电影中，明星们都穿着喇叭裤，把屁股包得滚圆滚圆，引领时尚。而在内地，第一批穿上喇叭裤的，在老 人们的眼里，无疑就是“男流氓”和“女流氓”。
喇叭裤直接和道德品质挂钩。老师拿着剪刀，在校门口剪学生裤腿的，并非个别。当时，一名留长发、穿喇叭裤的青 年勇救落水小孩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大众眼中的“不良”青年怎么成了英雄？
1979年底，《中国青年》发表了《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为喇叭裤撑腰表示：“头发的长短，裤脚的大 小和思想的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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