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8日，奥运圣火燃起。依照往日观看重大新闻的习惯，高厚堃、俞敏洪、方楠、张立勇不约而同地在家中打开了两个电视频道：一个CCTV、一个BBC。

　　30年来，作为中国第一本英语学习杂志的创办人、新东方出国培训的土老大、留学牛津的优等生、英语自学的布道者，他们薪火相传。

　　放眼中国，从《FollowMe》、《疯狂英语》到《双语宝宝》，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学好英语的愿望从未消减。

　　30年过去，大洋彼岸的语言，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英语学习》复苏

　　“1978年10月，中国第一本英语学习类杂志《英语学习》的复刊，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高厚堃称。

　　高厚堃，83岁，北京外国语大学离休教授。他是中国第一本汉英词典的编撰者之一，也是《英语学习》的创办人之一、第四任主编。

　　“(当时)社会大环境已经变了。北外西门口原来有个自制炼钢炉，刚刚拆了。工厂恢复生产，学校恢复教学，高考也恢复了。我的感觉是，荒废了很多年，各行各业都有一股学习的劲头。”高厚堃回忆说。

　　确实是水到渠成，环顾高厚堃四周，英语在这一刻成了人们迫切想掌握的一项技能。高厚堃的爱人当时在中科院植物所工作，为了给单位工作人员培训英语，她被领导派回来抢英语老师。“总算开始正经搞科研了。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语言是英语。我们国家最早和苏联好，很多研究员开始学俄语，半道改了英语，‘文革’10年耽误下来，基本都扔得差不多了。”

　　在社会上，学英语热也开始悄然兴起。《英语学习》复刊后，发行量很快达到50万份，数年后，更是猛增到100万份。而在1958年，这份杂志创刊时，首期发行量仅为2000册，最高时不过15000册左右。

　　1976 年，现任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曾以交换学生的身份，来到了中国的南京大学。他后来回忆说：“当地人对我们非常好奇，盯着我们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话，他们就会退避三舍——他们认为和外国人说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搭乘公共汽车时，只要看到我们在等车，他们就会马上让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先上车、坐下，接着，他们才一哄而上。在车上，中国人会和我们保持距离，虽然车上永远都那么拥挤，但我们身边5米范围内总有空位。”

　　战斗的武器

　　复刊后，《英语学习》当时的主办者沿用了陈毅的题词，并在第二期重刊了陈毅1962年对外语师生的一次讲话。

　　讲话中，除了感慨自己留法时未能有精力学习语言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还总结了学习外语的意义：“掌握了外语，可以把外国人的长处介绍到中国来提高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还可以把我们的革命斗争经验介绍出去。”

　　重刊这篇讲话，是因为文中一些提法放到这一刻依然很适用：外语学院的学生在校内是否可以只讲外语不讲汉语？一些人反对人家讲外语的做法对不对？学好英语是不是忽视政治的表现？学习用功的学生是不是个人主义？

　　复刊初期，征稿要求是：“革命回忆录、新长征的新人新事以及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文章”。复刊一年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开放，《英语学习》的封底刊登了高厚堃译编的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的插曲《柳叶之歌》和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对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厚堃来说，音乐是他一生的爱好，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躲在家中偷偷听古典音乐。对于《英语学习》来说，这是第一次刊登真正的英文歌曲，“编辑一开始拿不准，很慎重地开会研究了一次方才定下。”

　　谨慎选稿，是那个年代留下的印迹。“当时，办杂志有很多担心，担心把领导的名字印错了，担心作者的立场不对。我们的禁忌更多，还担心选稿的媒体是恶意攻击中国的媒体。为了保险，尽量刊登古典作家的作品。1966年，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只好停刊。后来说缺少新闻纸，但更真实的原因是，大家都担心出差错。”

　　各种官方媒体上，学习英语是阶级斗争需要的论点，也被反复强调。

　　1978年的年初，《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文中称：“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78年的年底，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文章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毛主席到晚年仍每天抽空学英语。工作人员见他如此刻苦，就问老人家，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学习外语？毛主席亲切地告诉她，这是斗争的需要。

　　选拔的标杆

　　1978年前后，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学好英语、开放国门对于中国的实际意义，但少数日后的精英人士已逐渐感受到，英语是一个选拔标准，一个超越芸芸众生的撑杆。

　　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后选拔的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访问学者在夜幕中离开北京。他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学期2年。选拔标准有4个：政治、业务、外语、身体。外语取代出身，成了名列第三的选拔标准，并在实际中卡住了绝大多数的报名者。

　　临行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亲自接见他们，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到机场送行。美国机场迎接他们的则是美国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

　　虽然莽撞而急促，但这已是一个开始。当年的英国《观察家报》还披露，中国已请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派出500名以上的留学生。文章称：这些年轻人将充分地接触英文。

　　1978年，在国内，英语同样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拔指标。前一年的12月，高考恢复，并“统一考试时间、统一考试内容、统一录取标准”。最后一条，尤令国人耳目一新。1978年的高考，英语列入了考试科目——“不计总分，但是录取的重要参考。”

　　很难说得上是远见，还是一个无奈之举。数据显示，1977年的高考，报名者570万，录取27万；1978年高考，报名者610万，录取40.2万人。 100分的卷子，数百万人参加，同一分数上有几十万人。录谁不录谁，总得有个标准，出身算一个，英语成绩也算一个。

　　英语的地位在这一刻就已悄然确立。此后的几十年，作为一个选拔标准，英语逐渐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左右着无数中国人的个人命运：1983年，初中升高中需考英语；1984年，英语正式列入高考科目；1999年，职称英语考试全国通行。

　　回到1978年，在北京，高厚堃参与编撰的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完工。至此，新中国终于有了一本与英文世界沟通的工具书。

　　在江苏江阴的小镇里，16岁的俞敏洪登场，他参加了此次高考但落榜，英语只考了33分。俞敏洪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母亲是当地的生产队长。距离北京数千里之遥，这位女生产队长依然认识到了英语的重要性。在她的坚持下，高考英语考了33分的俞敏洪，成了附近一所中学的英语代课老师。

　　俞敏洪喜欢背字典，也许也背过高厚堃的词典。在第三次复读后，他考上了北大西语系的英语专业。大约又过了10年左右，俞敏洪出了一本教人背单词的GRE红宝书，红遍大江南北，重复了高厚堃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