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人“跟我学”

　　1982年，凭借多年在英语教学领域的研究，高厚堃受官方委派，远赴澳大利亚，为当地的对华广播节目做编审。

　　一年后回国时，他带回了一些英文书籍和省吃俭用省下的2000美金。这笔钱先换成外汇券，又换成了家中的彩电、冰箱和儿子的一辆自行车。“当时物质很紧缺，国内这些东西还没普及。家里有了这些东西，确实很方便生活，大家都很羡慕。”

　　物质的刺激总是更直接、更有力一些。

　　1982年1月5日，《FollowMe》(跟我学)在中央电视台开播，高厚堃的同事胡文仲和英国人凯瑟琳搭档。外国人的原版教材第一次进入中国，让电视节目少、外国节目更少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在长春，方楠回忆说：“《跟我学》每星期二、四、六下午播。当时节目太少了，大家什么都看。我和奶奶坐在一起看稀奇——一些高鼻子的人在讲一些听不懂的话。这些人穿的东西、吃的东西、住的房子，都让人觉得新奇！”

　　这一年的《中国日报》上说：《跟我学》在中国拥有1000万观众，与中国当时居民拥有的电视机一样。此后不久，有资料披露，《跟我学》的教材当时在中国卖出了3000万册。

　　高厚堃回忆说，“也就是从1982年起，《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疯狂英语》、《华尔街英语》、《双语宝宝》在中国各个层面铺开，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神奇’教材。”

　　与英语热相互呼应，一些英语能力优异的人，在社会的各个行业脱颖而出。高厚堃邻居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90年，这个女孩毕业后，依靠流利的英语从数千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入主正大综艺。仅仅9年后，《亚洲周刊》将“亚洲二十位社会与文化领袖”的头衔送给了她。她叫杨澜。

　　疯狂的英语

　　回到1980年，考上大学后，俞敏洪发现，虽然英语高考考了93分，但他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入校分班时，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他被分到A班。一个月以后，俞敏洪被直接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这是中国大多数学英语人心中的隐痛，学习能力与实践运用能力严重脱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重复同样的悲哀——“用不用，都得学英语；学不学，都不会用英语。”

　　一些支持的声音认为，作为一种国际沟通的工具，英语不再属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它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全世界普及。为什么不努力去学习它呢？

　　另一些反对的声音则表示：应试教育下的中国，一个普通学生50%以上的学习精力都放在了外语上，与此同时，大多数学生的中文能力每况愈下。学英语是好事，但不等于事事都要考英语，中文国度，何必把英文摆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呢？

　　争论，只是停留在了口头上。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发现，学好英语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要和外面的世界自由交流，就要会说、会写真正的英语。

　　这一愿望成就了很多人。1986年，在北京中关村，多次出国未成的北大留校老师俞敏洪，站在电线杆子前，一手拿浆糊刷，一手拿英语出国培训班的小广告，准备赚些小钱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20年之后的2006年9月7日，新东方(NYSE:EDU)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日收盘价20.88美元。身为新东方董事局主席和CEO，俞敏洪身家2.42亿美元。

　　大约4年后，在甘肃兰州，兰大毕业生李阳创办的《疯狂英语》，依靠“教人张嘴说英语”的一招鲜，也开始了持续10多年风靡大江南北的历程。

　　身为英语教学界的先行者，高厚堃对这些神奇的教学方式并不迷信。他认为，一方面，传统课堂教学虽功不可没，但也的确需要反思。另一方面，一个人能否学好英语，并非一个神奇的教材或短期培训这些外力所能达到的，关键在于自身的长时间坚持。

　　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疯狂情形，以及应运而生的畸形的英语教育产业化，也吸引了新加坡纪录片导演莲·派克(LianPek)的摄像机。他曾是BBC和CNN的驻中国记者，会说汉语但不会认汉字。他先后采访了疯狂英语的主持人李阳、退休老人杨景琇、北京街头民警刘文立、广州小学生李琪琪，试图解释“中国为什么要如此狂热地学习英语”这个令西方人难解的疑问。

　　交流的工具

　　内部的反思、外界的质疑，从未对英语教育产业化的步伐产生影响。俞敏洪的2.42亿美元身家中，就有方楠的1280元，张立勇的23元。

　　1280 元，是方楠一份雅思考前辅导班的费用。方楠是东北人。1988年，在小升初的考试中发挥出色，进入了当地的英语特色中学。2004年，方楠接受了新东方学校短暂的考前辅导后，以雅思7.5的成绩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了英国文化交流协会提供的全额奖学金。

　　23元，是张立勇购买一本托福红宝书的费用。1999年，清华大学第15食堂厨师张立勇，熟读了这本词汇书后，考出了托福630分的高分。2004年，隐迹在灶台与饭勺之间的这位英语考试高手，出版了个人励志自传图书《英语神厨》。同年11月份,他被调往学校行政机关工作，业余时常受邀为人们讲述自己的英语奋斗史。

　　改革开放30年，从高厚堃到俞敏洪，再到方楠、张立勇，几代英语人薪火相传。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学英语逐渐回归其本来面目，成了一个个人爱好，一个与世界相互交流的工具。

　　2008 年8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使用的“Exceptional”一词应该翻译成“非常出色”还是“无与伦比”，高厚堃给电视台打了一个研讨电话；方楠牛津大学的一个英国朋友，则提前来到北京，打算先看奥运会，而后进北大学汉语；英语神厨张立勇，以市民代表的身份接受了奥组委主席刘淇的会见，并开始在各个小区内教奥运英语。

　　这一刻，纪录片导演莲·派克已经回到新加坡。他为自己的片子取名《MadaboutEnglish》(疯狂的英语)。他称，“这是一部激励人心的影片，讲的不止是一个学英语的故事，还有梦想和坚持。你可以把它推及任何想达到的目标。坚韧、勤奋、自信和对梦想的渴望，是创造任何成功的必备品质。”

　　回望1978年至今，随着政治力量从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中缓慢抽离，觉察游戏规则变化的先后、手中资源的多寡，以及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与能力，成了改变每个中国人命运中最关键的因素。英语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工具角色。

　　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英语这种世界沟通工具的普及，使得中国与世界尽可能地无缝对接，人类社会的智慧财富，在两者之间自由流淌，共同繁衍更新。而我们的语言，已在大洋彼岸，成为新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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