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乡土中国

　　反映中国当下乡土生活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只是李洱为一部大部头长篇小说所作的练笔。此前，李洱的小说一直在书写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生存状态。

　　李洱是河南济源人。李洱的祖父曾生活在延安，与后来的多位领导人是延安时期的同学。他的祖父兄弟四人，有三位到过延安，但后来的遭遇各不相同。李洱说，其中的悲欢离合，一言难尽。在读中学前，李洱一直生活在乡村。他的父亲是高中语文教师，母亲一直在家务农。在家里4个孩子里，李洱排行老大。如父母所愿，李洱和3个弟弟都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进入了城市，分别成为公务员、大学教师和外科医生。

　　“坦率地说，小时候在农村，我跟农民们的交往不是非常多。但是很多邻居、亲戚会经常来串门，所以我非常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我至今仍然和他们保持着交往。”李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和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李佩甫等同为河南作家不同，他们写乡土是往非常沉重的地方走，很痛苦，但李洱认为实际上农民是很乐观的。“他们有一个沉重的痛苦的背景，但他们也有喜悦和快乐，能够通过反讽从沉重、痛苦中瞬间解脱出来。他们通过戏谑和自我反讽，来减轻自己的重负。如果没有这一面，沉重和痛苦会把他们彻底打垮。”

　　不久前，《人民文学》杂志约请李洱给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写一篇短评，李洱在二十多年后头一次读了这篇小说。他发现当年陈奂生在县城旅馆里偶然遭遇到的现代生活，比如沙发、席梦思床、电视机，早已经进入到普通农民家庭。在过去30年里，乡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很多的城市读者对乡村生活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陈奂生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作家写乡土小说是个强项，乡土中国一直是中国的定义。但以前的中国作家处理乡土生活的时候，要么把乡土、农村写成桃花源、乌托邦式的，比如沈从文《边城》；要么是阶级斗争式的革命式的，如《红旗谱》、《金光大道》、《暴风骤雨》、《白鹿原》。它们在很长时间构成了乡土文学的主要潮流。我们写了近一百年的乡土中国，用传奇的方法写苦难，其实把乡土中国符号化了。相对来说，写‘苦难’是容易的，讨好的，而具体写乡村生活的‘困难’是困难的。当下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却没有人写，说得绝对点，我们还看不见一个真正的乡土中国。”

　　李洱目前正进行第三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因为母亲生病，李洱曾有很长时间在医院陪护母亲，北京、郑州、济源三地来回奔波。在接到本报记者电话的时候，李洱已经为母亲办完后事，回到了郑州。谈到母亲，李洱声音喑哑，几度哽咽。他说，他要认真写作，把新的长篇献给母亲。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李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