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技术型”辩护

　　四见杨佳后，这个敏感案子仍有两大问题困扰着翟建。

　　其一，是否申请杨佳母亲出庭作证；其二，是否请杨佳称殴打他的几名警察出庭作证。在一些北京律师看来，杨母是杨佳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但其被警方请去协助调查之后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在警方播放的派出所录像中，有一个镜头，杨佳从进派出所的大堂开始，手中拿着电话，一直在讲话。杨佳后来告诉翟建：“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自己又被带到派出所了。”从这个录像来看，以及上海警方两次在北京见杨佳都是单独接触，翟建认为杨佳母亲所知道的事实都是从杨佳处得知，出庭作证不会有新证据。

　　翟建很明白，北京同行“希望借我的嘴来将一军”，但思前想后翟建决定不将这个军，翟建说，将一军可能迎合了一些人的想法，但他觉得这个做法对当事人的利益没有帮助，他否定了，“假如她能出庭，无非是证明儿子告诉过她警察打过他 ”，“这个证明有什么意义呢？我敢说他妈妈如果没有失踪大家不会提这个要求。”

　　至于是否请警察出庭，翟建翻看案卷，发现几名警察接受调查时都否认打人，“即使警察出庭了也是否认，他们可能承认吗？”翟建认为让几个警察出庭对当事人不能起到帮助的作用，“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我是个辩方，拿出来的证人都不能起到帮助我的当事人的作用，我要他出来干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害怕起到反作用？”记者追问。翟建答：“不是说害怕起反效用，(如果)起反效用，就会使得我的整个辩护没意义。”

　　有人曾提出，在辩护律师质问下证人出现冒汗、颤抖等躯体语言，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但这些信息如果通过媒体传递出来，形成强大舆论压力或许会迫使证人翻供。翟建则说：“那种效果，是搞政治，不是搞专业。对，可以将你一军，出你的丑，但我没做这个选择。”

　　“再退一步说，就算是警察腿在抖，脸在红，每个人知道他们确实打过了，反过来说，你杨佳就能跑到公安局把另外 6个和你无关的警察杀了吗？就能成为改变这种判决的理由吗？尽管你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你也没有理由去杀这些无关的警察。”翟建坚持就案论案，就事论事，全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当事人切身和切实的利益，一切工作的重点和核心围绕犯罪构成和证据问题展开。而北京律师同行们则希望他选择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即淡化当事人的利益，将法庭作为舞台，表达超乎个案之上的主张和诉求(比如普世价值)，期冀通过杨佳案推动法治进程这样一个宏大命题。

　　翟建的徒弟张培鸿律师撰写博文指出，“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里，辩护都是由国家设定的与政府对抗的利益平衡机制……一个法治越来越好的国家，应是一个越来越重视技术型辩护的国家。而当技术型辩护可有可无，甚至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残存的法治正在沦陷。”张培鸿在说明师傅选择“技术型”辩护的现实性。

　　翟建说：“我们和北京律师们的理念是一致的，只是在选择的道路上有所不同。”

　　不过，翟建的选择遭受诟骂了。艺术家艾未未说：“聪明过人的翟律师闭口不谈最让杨佳恼火的，提出二审上诉的最重要理由，即在一审中，法院拒绝接受辩方提出的7个警察出庭作证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法院与翟律师成功地取得了上海式的默契，成功地避免了正面交锋，彻底葬送了杨佳案取得突破地可能，走完了一个人性缺失的过场。”

　　程序正义乃一大进步

　　“起码这个案子没有人跟我发过任何一句话。”翟建说。

　　10月9日，翟建得知法院不准备再做司法鉴定了，第二天，翟建郑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打了一个申请报告，建议在开庭时，邀请部分精神病诊疗专家参加旁听，庭后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有必要确认这究竟是一种病态表现，还是网上流传的这是一个“英雄行为”？

　　这是翟建发出的一个暗示信号。翟建知道，公众在等待一个合理解释：杨佳为何如此杀戮？翟建不愿意杨佳的行为被解释为激进的社会情绪，而应该解释为一个有精神病的个案的病态行为，这并不妨碍翟建的另一个愿望——警察机关应从这个个案中吸取教训，追求善治和善政，从人民爱戴中重拾警察威望。

　　开庭之前，翟建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杨佳的家人旁听事宜亲自跟法院交涉，当杨佳父亲说将有一个朋友陪同时，翟建亦积极向法院沟通，这个过程，非常顺利。

　　10月13日，二审开庭的日子。翟建开车先接到了杨佳父亲、阿姨王静荣，以及其父的朋友，然后一起上法院。翟建看到高院侧门所在的襄阳南路上，马路两边人头涌涌，他看到了有人举着牌子“刀客不朽”，警察和保安如临大敌。据悉，当天上海警方带走了300多名寻衅肇事的场外旁听者，后有40多人被刑事拘留。

　　法庭内，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人，有一个西装革履的律师，和他握手，自我介绍说是李劲松——杨佳父亲聘请的辩护律师之一。到场的有中央和地方媒体30多家，包括3家香港媒体。值得一提的是，10月20日开庭宣判时，境外媒体也被允许进场了。

　　“允许家人入场，允许媒体采访，允许北京律师旁听这都是进步。”翟建说，“二审比一审从程序上进步，也许这种进步达不到大家的要求，但进步总比不进步要好，这种进步来源于公众的关注，来源于媒体的广泛关注，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

　　这是一场艰辛的生死之辩，庭审历时7个半小时，上午是法庭调查阶段，庭审高潮出现在下午的辩论阶段，焦点集中在是否有必要重新对杨佳作精神病鉴定；一审出具鉴定的鉴定机构是否有合法资格；警察是否打了杨佳。

　　翟建主要做了两部分辩护。一是关于案件的起因，二是关于杨佳的精神状态。后者是他辩护的重点，翟建列举杨佳种种异于常人的行为，比如他对一审的死刑判决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不在乎，“你们不要为我争取改变一审判决，要不我在里面呆到50多岁才出来也没意思”，认为有必要重新进行精神病鉴定。法庭上，杨佳也有“异乎寻常”的表现佐证，他甚至称那些受害警察“他们不是无辜的”，但当检察员问他此话怎讲时，他略加思索后笑眯眯地问：我可不可以拒绝回答。

　　杨佳还宣布：我没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派出所的巡警。

　　法庭随后驳回重新做精神鉴定的申请。至此，翟建一声叹息：“比较遗憾。”翟建是坚持杨佳有精神病的，即使是二审判决后，这一点他也旗帜鲜明。二审判决下来之前，翟建就知道，不能重新做精神鉴定，推翻原判的可能几乎为零。10月 20日，判决下来，果然不出翟建所料。

　　当翟建在办公室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有人打来电话进行采访，告诉翟建，40多位全国知名学者、律师和社会人士向中央政府发了一封呼吁信，请求特赦杨佳。翟建说他也支持特赦杨佳，“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种情况下某一个人必须被立即杀掉。”

　　翟建特别提到，杨佳本就希望一死而痛快，至今并未有忏悔之意，而对他进行终身监禁并不比立即执行死刑来得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杨佳会意识到这种惩罚的长期性和痛苦性，会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忏悔，如是这样，可以抚慰6个逝去的警察在天之灵，更能抚慰社会不满情绪，让杨佳用一生来向社会忏悔。

　　此外，“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国家有一天能走上废除死刑的道路。”翟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