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上海

　　10月20日，在上海高院举行的杨佳袭警案二审宣告“维持原判”，杨佳表情平静地接受了死刑判决。然而51岁的翟建却随之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质疑声不断向这位二审辩护律师袭来，特别是北京的律师同行，“他们在骂我，而且骂得很难听”。

　　翌日，记者来到翟建的律师事务所，就坐会客室。窗沿上放着几个相框，那是2007年翟建当选上海首届“东方大律师”后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接见的照片。10年前，翟建就已当选过上海市“十佳刑事辩护律师”。

　　翟建快言快语：“你想聊什么呢？”他说自己是一个桥牌手，因给涉嫌刑事犯罪的人做辩护，他永远拿不到好牌，所以“拿到坏牌少输就是赢”。为杨佳辩护，牌可不是一般的坏。

　　“搞不好，怨气出到我头上”

　　时间回溯到7月1日中午，正在网上打桥牌的翟建发现屏幕右下角跳出一条滚动新闻，北京青年杨佳闯入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机关大楼袭警，致6名民警死亡、3名民警及1名保安受伤。“为什么袭警，怎么会一个人单枪匹马的上去杀了那么多个警察？”翟建产生了疑问。

　　第二天，翟建从新闻里读到一条信息，拘留中的杨佳说没有律师在场他不回答问题，杨的公民权利意识给翟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时，警方找来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谢有明律师，谢的“政府顾问”身份马上招致合法性质疑，更糟糕的是他对媒体发表的一番对当事人不利的讲话，舆论为之哗然。

　　沸沸扬扬中，7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袭警案爆发事由，不过对杨佳袭警动机却三缄其口。要求撤换谢有明律师，转由北京律师为杨佳辩护的声浪四起，但被上海方面拒绝了。

　　8月26日，杨佳袭警案一审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法院高度紧张，拒绝杨佳家属和普通公众旁听，记者们也被集体挡在法院外面，舆论再次哗然，公众对司法公正、程序正义的强烈诉求集中爆发，质疑的焦点也由谢有明律师转向上海司法公正问题。知情者透露，上海市委高层严厉批评了法院的做法。

　　杨佳上诉后，上海方面终于决定撤换辩护律师。9月22日上午，翟建接到上海市律师协会打来的电话：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请上海市律师协会介绍新辩护律师，律协推荐了翟建。

　　“我们关心的是9月22号晚上，你有没有思想斗争，会不会觉得可能像谢有明一样背上骂名？”翟建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会，我觉得做这个案子，风险是很大的。”然而考虑到“一个结果几乎没有悬念的案子，一审竟然引起了那么大不满的声音”，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有所作为，“为程序正义的进步出点力”，尽管他也知道“搞不好的话，可能人们的怨气会出到我头上”。

　　9月23日上午，翟建在上海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上海市看守所。杨佳带着手铐、脚镣，他蹦蹦跳跳从三楼走下来，脚镣“哗啦啦”地响，杨佳神情放松，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对死亡的恐惧，完全不像一个一审被判死刑者的精神状态，这一切颇让从业24年办刑案千余宗的翟建意外。

　　翟建跟杨佳开玩笑说：我是来接受你面试的。杨佳也答应得很爽快。

　　实际上，此举令翟建聪明地规避了“被指定”这个责难，由杨佳自己来请他，他可不想成为第二个谢有明。

　　四见杨佳，选定战术

　　“你给我做辩护，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面试”时，杨佳当面抛给翟建一个实质性问题。翟建答，还没看过材料就展望结果是不负责任的，可以等他看过材料后再探讨。翟建说，这个答复让他与杨佳之间建立了基本信任，而这次面见不过短短30分钟。

　　那天，同去的还有另一名接受“面试”的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吉剑青。9月25日上午，翟建和吉剑青再次去见杨佳，这次是“求解之旅”。

　　杨佳写上诉状不提上诉结果，他的诉求让翟建很吃惊——“我对判决结果看得不重要，我只讨个说法：警察到底打过我没有？”

　　按照杨佳的说法，2007年10月5日，他在芷江西路因骑无牌自行车，受到巡警盘查，翟建说：“警察确实没有什么毛病，而杨佳恰恰是非常的激动，警察把他拦下来查他，他非常反感。”

　　不过，据杨佳描述，到了派出所以后，“上来几个警察，就把我抬手抬脚架到里边一间房间，拳打脚踢，打了两三分钟”。后来二审法庭有录像显示，杨确实被数名警察强行拉扯到另一个房间，部分证实了杨佳的证言，但“另一个房间”里的景象，警方没有出示录像资料。

　　“杨佳始终说警察打了他，从未改变过这个说法，从他的投诉当中，从到案以后一直到开庭都说警察打他。警察方面一直都说没有打。”于是，翟建做了一个推理分析：派出所要想证明没有殴打杨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出杨佳被抬入另一处地点的监控录像资料，如果其画面也确如几名警察所言杨佳并没有被打，那么足以证明警察是清白的。现在警方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有后面的录像资料而不拿出来，二是后面根本就没有录像资料。假如是第一个原因，那就意味着杨佳的说法是真实的；假如是第二个原因，法庭也应该依法认定警方举证不能，进而推定杨佳的说法是正确的。

　　“谁说我不是旗帜鲜明，(杨佳被)打了没有？打了！”这是那天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翟建最激动的时刻，声音高了许多分贝。

　　后来杨佳离开派出所后没有去验伤，因为他觉得，伤得不重，两个胳膊上有瘀青，回去之后才发现背上也有。翟建问了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你的生殖器有没有问题？杨佳回答说“没有，绝对没有”，还反问道“你怎么这么说？”后来二审庭审时，当辩护人、检察员问及其当时伤势时，杨佳说到“生殖器没有受伤”，自己还笑了。

　　也就是说，杨佳在派出所挨打，伤得并不重，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来上海玩，旅游结束后返回北京仅住了一晚，在没有任何其它外界情形催化的情况下，他又返回上海，购买了如他自称的一大堆“装备”，并上演了一场疯狂的杀戮！而据杨佳的说法，来旅游时他根本都没有去闸北公安分局“侦察”过。

　　就事论事，以辩护律师身份思考，翟建做了一个推论，“假如说警方说没有打杨佳，他既然把事情闹到这个份上，那除了用精神病来解释，还可以用什么来解释呢？”第二次见完杨佳，翟建想好了以“有精神病”庭辩切入口。事实上，通过观察和分析，翟建认为杨佳的行为几乎完全符合“偏执性人格障碍”等数种人格障碍的表现。

　　10月6日，翟建正式向上海高院递交了对杨佳重新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当天下午，翟建和吉剑青去见杨佳，向他说明了要从精神病的角度辩护。

　　翟建将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恬的一篇文章给杨佳看，文中这样描述偏执性精神病病人：“通常有个性缺陷，表现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容易激动、自尊心强、自命不凡，这一性格特征，导致他遇事爱认死理，喜欢抗上，不服从领导、为追求自己认定的真理，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杨佳同意在法庭上不和律师呛起来，但提醒翟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10月12日上午，翟建第四次会见杨佳。应杨佳父亲的要求，翟建请杨佳答复为什么他不同意父亲请的律师，杨佳的答复只有他父亲懂：“我以为他知道,我想他应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