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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会议期间,邓 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当时的提法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包括“企业、地区、社员” ,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
会后,邓小平关于“先富”的标准说法被表述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从中文语境看,邓小平的这句话,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允许”。“文革”时期过来的人都知道,这个“允许”是针对 “不允许”
提出来的。在“文革”期间,“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都被尖锐地对立起来。一个普通农民到集 市上去卖几个自家老母鸡生的鸡蛋,都会被当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对象,当做“投机倒把分子”,挨批挨斗。
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听到“允许”
“先富”这样的指示,确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感觉。
上世纪80年代最早的“先富”是在贸易市场上“杀”出来的个体户,紧接着有农村的专业户、个体户,那时的奋斗 目标是“万元户”。到90年代,私营企业主和外企的白领逐渐崛起,文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开始耀眼,股市、汇市、债券、 期货也天上地下地催生了一批“大户”,当然其中少不了所谓的“官倒”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但是,关于“先富”,我们后来听到更多的不是邓小平的原话,而是由此而演绎出来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尤 其当GDP崇拜成为一时风气之后,有些政府官员便扯着这面大旗,明里暗里“让”自己来与民争利,尤其是官商勾结、贪污 腐败,玷污了“先富”的名声。与此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开,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
进入新世纪,我们再次确立了“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发展目标。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们是在为摆脱贫困而奋斗,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尤其是为建立一 个有消费能力的国内市场去奋斗。于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没有消费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当然 这一前提无疑是:让人民富裕起来,提高消费的能力。
如果要实现这个转变,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好基本公共服务,要做好社会保障,因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无后 顾之忧地去放心消费,我们的市场才能有持久的活力。
现在,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像邓小平所说的从“允许”“先富”转向“以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拐点了呢?看 看当今的世界形势,虽然我们一片诚意,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富”们显然不愿带我们这个“后富”。所以,一句话,我们只 能靠自己。
□唐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