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竞选时曾自称是“台湾之子”，连战则说江丙坤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子”。一个赤贫农家子弟，依靠个人奋斗、才华和机遇，一步步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幕后推手之一，并在晚年达到人生的最高峰——台湾海基会董事长。两岸的和平未来，将部分取决于他和陈云林的努力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台北

　　8月4日下午，在去往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办公室的电梯里，我们看到了分众传媒的电子广告屏。

　　历史似乎在这里有某种暗示：在去往台湾负责大陆事务最高机构的路上，必须看中国大陆公司播放的台湾广告。

　　现任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先生是否注意到这块广告屏背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经过和他的对话，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清晰判断——两岸之间先要三通，然后是全方面的经贸合作，最后是签订和平协议，实现海峡两岸的永久和平。

　　海基会董事长也许是这位76岁老人最后一次担任的公职了，在他的人生岁月中，有50年的光阴都花在公职服务上。

　　他的判断依然清晰，谈话极富逻辑性，而且严谨、务实，能明显感受到这是一位优秀的技术官员。

　　在担任“经济部长”期间，他被属下开玩笑说是“江科长”，理由是这位部会首长事必躬亲，对细节要求极为严格，连桌上及书柜都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他经常把公文装在一个有轮子的红色大行李箱里带回家批改，在车上、飞机上也照常工作，而且速度非常快，批示一份公文平均只需两分钟。

　　他儿子说：“我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家里办公桌前批改公文的背影。”

　　在一般人的眼中，江是一个无趣、拘谨的人。住在公寓时，楼下的邻居上楼找他聊天，他会赶紧穿起衬衣、换上长裤、梳好头发，他的严谨反而让穿着汗衫、短裤和拖鞋的邻居觉得自己过于随意。

　　他也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他的部属对他的工作要求尽管有些抱怨，但对这位上司的高效和维护下属也心存感念。

　　前“陆委会副主委”许柯生对江丙坤维护下属有着特别的感触：他在担任“国贸局”局长期间，一次“经济部”宴请“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的“立委”吃饭，一位“立委”迟到了，赶到会场后马上连干三杯以示歉意，但随即又端起酒杯向许敬酒。从不饮酒的许婉拒后，被这位豪爽的“立委”指责不给面子。争执之间，担任“经济部常务次长”的江丙坤看到后，跑过来主动替下属喝酒。在中国官场文化里，上级为下属挡酒是一件相当难得的事情。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政坛顿时换了天地，但即便是民进党“执政”，依然对江丙坤这位财经大老存有“惜才”之意。

　　2003年，江丙坤当选“立法院”“副院长”，陈水扁在台湾企业界的“三三会”发表演讲时，忍不住脱稿对江喊话：“如果江丙坤当初接受我和游‘院长’(注：时任“行政院院长”游锡堃)邀请，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经建会主委’的话，就没有今天‘立法院’的江丙坤‘副院长’，而是‘行政院副院长’。‘行政院’的‘江副院长’绝对比‘立法院’的‘江副院长’更能对台湾做出贡献，由江丙坤组成一个好的财经团队，阿扁相信今天台湾经济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江丙坤只是淡淡地回应：“我不相信自己有那么大的能力，何况台湾当前经济问题并不纯粹是经济因素，一部分是非经济因素造成。”

　　回顾江丙坤的公务员生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对外贸易领域，但即便在他最风光的年代里，也因为受到两岸对峙的现状，无法到大陆这个大市场发挥自己的才干。

　　不过世事难料，他在公务生涯的末期出任海基会董事长，全面负责台湾对大陆的半民间半官方的交流工作，弥补了人生的一大缺憾。

　　青年：另一版本的“台湾之子”

　　江丙坤是一个严谨的人，不过这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无趣的人。担任海基会董事长后，他在北京和国台办主任王毅见面，他对王毅说：“王主任，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地方上过班啊！”

　　此言一出，震惊四座。论年龄，论职务，两人完全没有在一个地方上班的可能性。江丙坤接着慢悠悠地说——我们都在驻日大使馆工作过啊!

　　新中国和日本恢复邦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就全面接收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王毅曾任驻日大使，而江丙坤更早前则在这里担任过翻译。

　　江丙坤去日本是为了读大学，他在日本最优秀的大学——东京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从此开启了自己人生的航程。

　　其实，江丙坤和陈水扁的经历特别相似，两个人都是穷苦出身的本省人，都是靠努力读书工作赢得了人生的成功。

　　陈水扁竞选时打出“台湾之子”的口号，连战则说江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子”。

　　陈水扁是三级佃户的儿子，而出生在南投的江丙坤，家里穷到他一出生就被父母送给别人。

　　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奶水不足，买奶粉的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江丙坤就这样被父亲送走了。

　　好在二哥的积极争取，江丙坤才又重新回到家庭的怀抱。

　　因为家里出了两位老师，江丙坤才有机会去读书。小学毕业后，他读台中农校。为了上学，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走40分钟到南投火车站，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后到台中，然后再走半小时到学校。

　　当时的一般家庭都没有闹钟，大家完全看天作息。如果母亲起晚了，就要等到同伴经过家门口，大声吆喝：“阿坤仔上学喽。”这时候的江丙坤急忙爬起床去上学，不吃早饭，也来不及带便当，要整整在学校饿上一天。

　　每天花六个小时在路上的中学生活，他整整过了六年。

　　以后江丙坤通过了专科考试，考取了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家庭窘迫的他直到开学前一天，才敢和父亲说自己考取了，需要父亲借钱供自己上学。

　　专科毕业后，江丙坤一样要去服兵役，但这个时候他也通过了公务员高等考试，开始了他漫长的“吃公家饭”的历史。

　　不过这个无权无势的孩子又被分回老家南投，在地政科当科员。此时正值国民党在台湾施行土地改革，用赎买的方式将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江丙坤此时就负责南投老家乡亲们土地的具体测量与评价。

　　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江总喜欢说，穷苦人家的小孩子，如果不去读书，怎么能够出头呢？

　　事实上，即便是回到家乡担任基层公务员，在乡亲眼里已经是出人头地，他还是不放过每一次考试的机会，先后通过了高考普通行政人员考试、律师检定考试。

　　这时候他的母校开办了本科的夜间部，要读三年才能拿满学分，江丙坤就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借调、进修等机会去台北听课，最终拿下了学位。

　　1960年，国民党出台了中山奖学金政策，这是为了鼓励党内优秀年轻人才赴海外留学的专项奖学金。马英九、许信良等都是受益人。

　　江丙坤就是第一届的学员。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台湾有句俚语说“娶某前，生子后”来形容一个人运势之旺，江丙坤这一年新婚，而为了配合台湾土改，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设有地政学科科目的。

　　放榜那天，江丙坤和太太在房间里听收音机，当听到中山奖学金里有自己名字时，江丙坤忍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我考取了，我考取了！”

　　他考取了自少年时代就是心目中最高学府的东京大学，而且获得中山奖学金也意味着已经被台湾的高层注意到，甚至可以说已经拿下了未来光辉前途的敲门砖。

　　江丙坤：让两岸人民受惠是最高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