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的重大事故集中爆发之后，中国掀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反腐问责风暴。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在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时候，政府也越来越处于矛盾的中心和焦点。并开始以一种忧患意识应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采写/《小康》记者郭芳

　　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尽管坊间早有传闻，然而当消息公布出来的时候，仍引起一片哗然。不仅仅因为他是当今中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明星官员，还因为在中共党史上，三中全会罕有官员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

　　此前不久，中国政界刚刮起一场罕见的“问责风暴”——9月14日，对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9月22日，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国家质监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

　　“风暴”之所至，四位省部高官先后去职，力度之大、处理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尽管密集发生的重大恶性事故在不断地挑战公众的容忍底线以及极大地破坏政府的形象，然而，按照长期以来中国官场的逻辑，这样的问责力度多少让人感到意外，甚至震惊。

　　中央高层全面建立官员问责制的决心已经很明显了。

　　于幼军：遭遇反腐败的“火山口”

　　当于幼军处理决定公布的时候，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这再次彰显了中共从严治党的决心。

　　于幼军被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的事由并没有在三中全会上同时公布。

　　但是，有关被撤消的事由还是以各种形式在坊间流传开来。流传较多的一种说法是：其在担任深圳市长期间利用职权影响力，在市政府招标工程中令其亲友所属香港公司中标而获取巨额利润，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故对其作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其实，留党察看两年的处理结果在9月5日已经出来。“这个时候，准备要召开三中全会。我们党章有一个规定，一旦受到党纪处分的，就要撤消其中央委员的职务。这样，三中全会于的职务就被撤消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分析。

　　而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即10月7日，国家文化部网站显示，文化部部长蔡武已担任该部党组书记，于幼军没再出现在“现任部领导”一栏。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还可以发现，在于幼军事件前后，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广西原副主席孙瑜因严重违纪先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汪玉凯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时候认为，这将给现任官员再次敲响警钟。不管是任上犯下的错误，还是历史上犯下的错误，只要被发现，总要为此付出代价。

　　在去年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说过，党与腐败水火不容。

　　这被观察家解读为中共坚决反腐的强烈信号。与此同时，预防腐败也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

　　就在十七大召开前夕，2007年9月13日，国家预防腐败局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专门预防腐败的机构。该权力制约体制的构建，被视为将从根本上推动和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虽然从长期来看，在反腐倡廉这个问题上中国需要完善的还有太多。但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目前的反腐力度确实相当大。

　　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政坛上前途看好的明星官员，于幼军的落马，相当多的人无限惋惜。

　　无论是在深圳、湖南还是山西，在那些主政过的地方，于幼军都赢得了较好的口碑。关于他的处理决定被公布之后，网络上大多数的网民对他主政期间的表现给予了肯定，“务实，并且真的想为老百姓做事情”，山西网民说。

　　对于幼军最深的记忆依然在山西。

　　2006年1月，于幼军在山西人代会上以全票当选省长后，曾借用鲁迅的一句名言表明心迹：“站起来当伞，为民众遮风挡雨；俯下身做牛，为人民鞠躬尽瘁。”

　　2006年，刚刚履新山西省长的于幼军，面对重重压力，下决心关停全省4000多座非法小煤矿。

　　2007年，因为黑砖窑奴工事件遭受来自全国狂风暴雨般指责的时候，于幼军为此数度公开道歉。

　　在山西期间，于曾将那个地方比作火山口，以此隐喻官煤勾结下发展与安全生产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没有想到的是，他经受住了火山口的考验，却没能抵御来自那个中国最发达地方的诱惑。

　　孟学农：再次悲情告别

　　正是在这个火山口的地方，2008年9月8日又发生了尾矿库溃坝重大安全事故，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政坛鲜见的人事地震：接替于幼军377天的孟学农从省长位上引咎辞职，分管副省长被就地免职。

　　至此，孟成为了公众视野中第一个两次引咎辞职的省部级官员。

　　上一次是在2003年，北京爆发非典疫情，孟学农从北京市长位上引咎辞职。去职时，担任市长时间只有四个月。

　　当他再一次从任上引咎辞职的时候，注定成为中国政坛上最富有悲情色彩的人物。

　　人们对其多舛的政治生命也生出了几分同情。

　　2007年9月，孟学农接替于幼军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之前他是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上任的第二天，孟学农下到位于太原的焦煤集团的矿井，查看井下作业情况。他表示，将继续“着力推进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10余天后，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煤炭博览会在山西太原举行。孟学农主持了多场洽谈会。最后以315个签约项目、246.15亿美元投资总额的招商成绩，交上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跟他的前任一样，孟也坐镇“火山口”，也努力地要解决这个中国最大煤矿省份的发展与生产安全之间的关系。但也同样地面临转型之难。

　　到山西四个月后，他写了一篇被评价为充满真情且富有文采的非官样文章《感知山西》。文中，他并不避讳长期制约山西发展的积弊和难题，如环境污染，煤矿事故、官员陋习：“污染成了我们的形象，文物成了我们的点缀，煤炭成了我们的怪圈；”“我们不能习惯于无济于事的抱怨，不能醉心于盲目自大的骄傲，不能停留于无所作为的担忧”。他说他痛恨交加， “痛这么多鲜活生命的消逝，痛这么多家庭的破碎……，恨我们的工作没有到位，恨一些干部的贪婪、堕落和麻木……”

　　但像他的所有前任一样，频发的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依然是这个省长最棘手的问题。

　　还是因为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孟学农在山西省长任上两次向中央检讨，直至请辞。

　　最后他因特大安全事故再次离职，让人唏嘘。

　　在中国政坛，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引咎辞职并不多见。甚至有评论认为，两次因责任事故而引咎辞职的孟学农将令“引咎辞职”这个概念更准确地植入国人心中，并进而成为一种官场文化。这本身就是一种良性的变化。

　　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评论不无道理。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对官员的职能性过错进行问责正是在2003年“非典” 期间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的。在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方才正式实施。

　　政论家们比较一致地将孟学农的引咎辞职放在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行政问责制的要求，并突出了行政首长为重点问责对象，“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完善行政问责程序，规范行政问责行为”。

　　而在今年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2008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5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强调“加快实行全方位的行政问责，并推动其制度化建设”。

　　“这反映出中国正在逐步落实十七大的部署。”这一年，被政论家们称为“问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