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村民在重建，不是我们”

　　孙君强调他们不会在当地直接投入一分钱。“是村民在重建，不是我们在重建。”震后很多村民的想法是，国家出钱给修，自己只管进去住就行了，但现实表明这样的想法并不切实际，要想在这个冬天住进温暖的房屋，必须自己动手。

　　自己建房既没技术又没钱，村民们最后还得找时常在村里转悠的孙君。孙君和他的台湾朋友谢英俊都深知这一点：不管村民彼此间各怀什么想法，最终谁也跑不出“重建”这个大命题。

　　谢英俊在台湾“9·21”大地震之后帮少数民族重建时就发现了：“懒惰、抱怨、破坏、偷窃??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管理者和参与者”，但让村民们能拧成一股绳干下去的，就是“要有房子住”。

　　更深刻的社会理想被谢英俊隐藏在他的建屋计划的背后。“我一直在思考：灾后重建是否能成为社会运动的契机？”他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21世纪议程》中有一个条款是“改变消费习惯”，这是对“鼓励消费，增加生产”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对抗。建筑方式的革新和成本的降低，本身就是一场反消费主义的生存运动。

　　地震后不久他就赶赴四川，之后成立了谢英俊成都办公室，准备在灾区推广他的低造价房屋。“我们发现第一次设计图完成后请厂商试作，造价为二万元，经现场实作再检讨，几次修改简化后可以降到五千元，房屋造价经过反复的实作与修改后，可以降低40﹪以上。”

　　对村民来说，由于技术的简易，他们将会有更多的选择建房：自己压砖，自己架屋，自己砌墙，最后连人工费也节省下来。“说白了，就是让乡村以乡村自己的方式重生。”

　　在这方面，建筑师刘家琨和谢英俊的理念不谋而合。震后半年，再次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他的团队已经设计出了“再升屋”。这种房子可以“拆开”来建，目前先做一层，以后有了钱可以加建二层。在2008年的冬天即将来临之际，这样的设计对灾民能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至关紧要。

　　“我们不想成为典型”

　　若是以前，很难想象刘家琨这样已经跻身国内一流的建筑师会将目光盯在简易房屋的生产上。“现在灾民最需要的是房子而不是建筑作品，所有人都应该放下身段。”刘家琨看中的更多是房屋的可复制性。

　　“我们挑选渔江村和秦家坎两个村庄来做项目，某种程度上也因为这两个村庄一穷二白。”孙君说，“如果只是用钱堆出一个光鲜的典型，那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也做成功，才能说明它的可复制性。”

　　要让“各级领导”看到成绩，更要防止由此而来的“形式主义”。正在灾区实践的NGO组织，都对“典型”二字十分警惕。

　　孙君谈起他2003年在湖北做项目时的经历。一次镇里的干部到村里考察情况，觉得村委会旁的猪场和厕所碍眼，要求砌一个高围墙挡起来。“砌一个围墙应付了领导，但对养猪有意义吗？”孙君于是找设计院做了一套方案：在猪圈上搭建凉棚，种上葫芦和丝瓜，旁边建了一个大沼气池处理粪便，沼气提供给村委会食堂，结果是农民和领导双方满意。“其实很多项目是出于面子考虑而不是实用考虑，在灾区重建尤其要小心这种”。

　　对于灾区日益兴起的NGO项目，质疑声同样存在——有的直接来自NGO组织内部。成都一家NGO组织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了他的担忧：NGO的规划是否真正契合四川乡村的本地特色？尤其是现在很多NGO项目习惯性地将旅游纳入规划之中，会不会导致今后不同区域产业的同质化？但孙君认为，现在评判灾区NGO组织的计划是否有效，为时尚早。

　　“一个全新的村庄建立起来，我们需要两个春天。”10月24日孙君在他田野边上的办公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