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了学美式民主

　　体验的过程是充实的，却也异常疲惫。用张小劲的话来说，“累得快要吐血”。看一下张小劲10月29日这天的行程就可得知他们的辛苦：早上8时半，到达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中心的老兵纪念堂投票站观选；10点半的早午餐与多年独立进行选举监督的“推动项目”组织的Donita边吃边谈；12点到俄亥俄州立大学，考察校园竞选动员情况并参观“中文旗舰项目”；下午2时半赶到州务卿办公室访问和座谈；接下来与四个NGO组织的代表会面并座谈；晚上6点半，又与俄亥俄美中友好组织的三位朋友会餐并座谈。

　　去俄亥俄是因为它是传统的摇摆州，去加州和弗吉尼亚则是为了考察当地电子选票的应用。“加州人更愿意选择纸质选票，弗吉尼亚人更喜欢电子选票。”丁源远说。和往年到主要到党部听取如何动员选民相比，这次接触面更加广泛深入。“去了市政厅、地方选举办公室观摩计票全过程。”丁源远说，比如在加州找地方上负责选举事务的第一手官员，带中国官员去看他们分拣、扫描“邮寄选票”的过程。

　　在以往的报道中，媒体很喜欢把中国官员观摩美国大选跟学习美式民主联系在一起，但刘亚伟说，这并非他们的初衷。

　　“两国国情不一样，直接能够去学的东西不是特别多。但通过相互交流可以更深入了解对方，消除误会。”刘亚伟说，从1998年开始，卡特中心每年都会带美国官员学者去中国观摩村委会选举、县乡人大代表选举。“他们也很吃惊，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中国农村轰轰烈烈的选举，不知道候选人提名可以公开和竞争，不知道可以秘密划票、公开唱票等等。同样，中国官员来美国之前，可能也不了解美国民主的运作，来了之后才有更切身的感受。”

　　选民素质要从娃娃抓起

　　其中一个巨大的感受，就是美国选民热情高涨背后，跟美国选民教育密不可分。在加州的一些投票站内，负责语言服务的好多都是年龄未满18岁的高中生。“对他们来说非常辛苦，早上5点到位，布置投票站，调试机器，晚上8点多完工。但他们却做的一丝不苟。”张小劲说， 他还看到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一岁的女儿去填选票，工作人员在每个小孩身上都贴上“I Vote”（我投票了）字样的标志。

　　等到孩子们真正长大可以投票的时候，他们在热情高涨的同时又不乏理性。在吕芳的想像中，投票站应该是两方对垒，支持者摇旗呐喊才对。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大选当天，吕芳所在小组参观的第一个投票点在弗吉尼亚Falls Church县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他们到那里时刚过6点，投票点外已经排起了长龙，蜿蜒足有一二百米。人群中，有人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有人坐着轮椅，有人自己带着椅子……“但是，整个人群静悄悄的，没有一点激动人心的表现。”

　　投票站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每个投票点都有核对选民登记、发放投票证明、指导投票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的后面通常会坐着一排监督者，一般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有一半。他们来自不同的政党，对对方政党抱有警惕，但是，也只是静静地坐着，偶尔低声交流一两句。”吕芳回忆。

　　“中国官员认为，中国选民缺乏热情，需要自上而下组织，而美国选民热情很高，不需要动员。他们认为中国选民教育的工作还需要加强，才能赶上美国选民的素质。”丁源远说，中国官员也认为，美国选举制度是用钱“砸”出来的。“投票站一台录像机可能就要5000美金，给每个信封签名拍照的设备要60万美金。他们认为想要高效的机票程序需要很高的成本，这是他们最大的感受。”

　　尽管成本很高，但代表团团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家良认为，这很值得中国借鉴。“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说，等结束投票后半小时，就可以产生选举结果，这大大加强了计票的科学性，提高了选举活动的效率。”

　　“始终把选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其实， 安排中国官员到美国观摩选举只是卡特中心与民政部合作内容之一。此外还包括：建立一个全国村委会选举数据统计系统；由卡特中心在美国和中国培训中方选举官员；卡特中心对制定规范化选举规程、开展选民教育，以及实现选举信息公开化提出建议。刘亚伟认为，这次美国大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是选民登记和选民身份核实的问题，“在中国，选民登记都是政府来做，而美国是选民自己去登记。”

　　徐家良认为，另一个很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是美国候选人与选民之间有较好的信息沟通。“美国的候选人在参选活动中，始终把选民的利益和意识放在第一位，候选人的竞选纲领随时通过网络、媒体与选民进行沟通，使选民了解不同的候选人政策，信息高度对称。”

　　此外，美国选举程序的规范和透明也令徐家良印象深刻。“尽管每一个州、每一县的选举活动有一些差异，但总体的规范是一样的，通过各种方式，确保选民能够正常参加选举。在投票点100英尺之内，候选人不得再进行拉票宣传。一旦发现选民没有在选民名册中，可以通过填写临时选票加以解决，确保选民的选举权。”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