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旋涡中的周扬

    2008年11月，周扬诞辰100周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周扬一直是很“左”的，但晚年垂暮之际，他有了独立思考。双重身份——政治家还是文艺家，始终交集于周扬的内心

　　本刊记者/陈晓萍

　　1975年7月14日，北京万寿路西街7号，中组部招待所。

　　一栋不起眼的两层楼二层一个房间，被囚禁了近9年的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终于与家人团聚。其时，他还是“带罪之身”，不仅没有恢复工作，被强加的所谓罪名也没有了结。

　　20世纪20年代，周扬加入中共，成为在上海的中共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之一。30年代后期到延安，为毛泽东所倚重，1949年后成为中共在文艺界的“巨头”。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

　　在60年的岁月中，尽管周扬兢兢业业地忠于自己的信念和事业，却一直带着枷锁舞蹈。30年代，鲁迅将其列入“四条汉子”之一；50年代，毛泽东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文革”前夕，又说他“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落难中，被姚文元目为“反革命两面派”，江青则公开宣称：“我恨死周扬了！”周扬“文革”后复出，以其深邃的对历史的反思，赢得人们的敬重，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80年代，在因“异化”问题导致的一场论战之后，周扬于1989年7月病逝。

　　深陷囹圄

　　1975年1月，周恩来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这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关押、监护或在原单位专案审查者予以释放。因“周扬一案”而发配到江西的前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被解除监护，就近分配到江西少丰城县钢铁厂工作。

　　林默涵致信毛泽东表示感谢。7月2日，双目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机要秘书读了此信后，沉默许久，写下这么一段话：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付讨论酌处。”

　　于是，除了去世的田汉，“四条汉子”的另3位——周扬、夏衍、阳翰笙先后获得释放。

　　30年代，周扬在上海领导中国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身份是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1934年深秋，周扬与同为“文委”成员的夏衍、田汉、阳翰笙一起去找鲁迅汇报“左联”工作，被鲁迅讥为“四条汉子”。其实，这个名词在当时不过是个中性词语，后来却变了味道，成了周扬政治生命中的一个癌细胞。

　　龚育之在《几番风雨忆周扬》里回忆了这个细节。1966年年初，“文革”暴发前夕，龚育之去医院看望因肺癌动手术的周扬，探视者安慰周扬，现在医生对肺癌是有把握的。周扬点点头。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不出周扬所料，一顶“周扬反对鲁迅”的大帽子，在“文革”中几乎置周扬于死地，“周扬一案”也株连了文艺界76人之多。

　　其实，要置周扬于死地的是江青。

　　从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随着时空变化，周扬经历了不同的文化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等职。在“文革”前17年，他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最主要的领导人，并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和执行者。

　　50年代，江青出来工作，担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自称是毛泽东在文艺界的“流动哨兵”。周扬作为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是这位当时的“第一夫人”的直接领导。

　　一次，周扬去见毛泽东，毛问起江青的工作。周扬很老实地问：江青说的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可以讨论。

　　这段往事，许多当事人，包括周扬的秘书露菲、周立波的儿子周健明在回忆周扬的文章里都提到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江青精心策划的一幕大戏。

　　姚文发表之前，毛泽东把周扬找去谈话。毛相信了康生、江青的材料，认为“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要公开批判其中的另外3个：夏衍、田汉、阳翰笙。据周扬的老部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那次，毛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周扬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祭旗者是显而易见的。”周扬的研究者、《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如是分析。

　　重新出山

　　周扬出狱后的第3天，露菲来到万寿路西街7号看望周扬。

　　门半开着，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在屋里大声说到：你不要有顾虑，毛主席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进屋后，露菲才知道，苏灵扬的话是说给外人听的，她怕房内有窃听器。

　　露菲见到周扬，忍不住掉泪，3人站在房子中间的灯下说话，以为这样可以离窃听器远些。

　　当时的中组部招待所，许多“文革”后期获得“解放”的老干部都住在那儿。

　　人们仍心有余悸。于光远去看望住在那里的周扬和宋任穷，正赶上招待所里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两天前，招待所来了许多警卫人员，搞得住在这里的人们相当紧张，以为又要来抓了，结果是一位在位的国家领导人要到小楼拜会一位老同志。

　　1977年，中央决定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把这个学部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据于光远的回忆，这年的11月26日，邓小平把3人找去听汇报。汇报快结束时，胡乔木请示能否调周扬到社会科学院当顾问，邓表示同意。周扬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文革”后张光年去看望周扬。张光年感慨地对周说：“周扬同志，我们这些年干了些什么？是不是做婴儿杀戮的工作？”张光年所说“婴儿杀戮”，指的是对创作的扼杀。“婴儿杀戮”一词来自早期日本左翼的同名剧作。张光年的这句话，对周扬不无触动。

　　这时的周扬，在文艺界各种场合，一再向过去被他伤害过的同志道歉。他的这种态度取得了许多同志的理解和原谅。但也有人对他始终不肯谅解。

　　粉碎“四人帮”后，周扬重新活跃起来，他不但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作了真诚的反省，还发表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的见解。

　　1979年，周扬有两个重要讲话。

　　在社科院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报告中，周扬把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报告让周扬名声大振，重领意识形态风骚。

　　“中国20世纪可以并称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三次还是二次，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课题。‘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提法是他那个时代认识的高度，这无损周扬当时提出这个命题的理论价值。”著名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家顾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秋天，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扬在大会上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主旨报告。会上周扬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文代会后，他调任中央宣传部任主管文艺的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