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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风波
王蒙在回忆周扬时提到这么一个细节:
“1981年或1982年,在一次小说评奖的发奖大会上,我听了照例的周扬同志的总结性发言。周扬同志说到当时某位作家的说法,说艺术家是讲良心的,而政治家不然云云。周说,大概在某些作家当中,把他看作是政治家的,是‘不讲良心的’,而某些政治家又把他当作艺术家的保护伞,是‘自由化’的。说到这里,听众们大笑。
然而周扬很激动,他半天说不出话来,由于我坐在前排,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泪。实实在在的眼泪,不是眼睛湿润闪光之类。”
一直以来,双重身份——政治家(革命家)或是文艺家(理论家),成为矛盾的集合交集于周扬的内心。
“周扬晚年似乎对此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力争使自己向文艺家靠近,但最终也并没有逃出政治文化所羁绊的厄运。”渤海大学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周景雷在他的《“周扬现象”的文化阐释》一文中对周扬的命运如此阐释。
1982年底,中央决定,第二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举行两场重要的纪念活动:一个是纪念会,由党中央召开;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中央指定周扬在这个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
1983年春节假期刚过,顾骧接到周扬秘书的电话,让他们去天津。从北京出发的人有顾骧和王若水,王元化则从上海飞到天津。当时顾骧在中宣部文化局任职,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元化是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负责人。三人此行的目的,是给周扬起草报告稿。
天津迎宾馆建于五六十年代,园中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宾馆建成时“文化大革命”即将暴发,毛、刘、周、朱谁也没来过,倒是接待过几次江青,当然住的是“毛”的别墅。宾馆一直没对外开放。
周扬一行住的是“周”的别墅。在周扬的大套间,一个40平方米的客厅,朝东的落地玻璃窗,阳光充足。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和顾骧4人,围坐一张小方桌旁,各占一方,秘书则在一边记录,苏灵扬有时坐下来听听,从不插嘴。
整整两天的“务虚”,每人半天,王若水第一个发言,周扬最后一个。周扬谈完,报告四个部分的框架也出来了。即: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刚“务虚”完,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王若水与妻子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不得已,第3天王若水返京。执笔起草的任务落到王元化和顾骧两人身上。顾写第一、四部分,王写二、三部分。
第四部分写出第一稿,晚上送给周扬。第二天早晨,周将稿子退给顾骧,郑重地说:我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
紧赶慢赶,稿子竣工已临近会期。3月6日,周扬一行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王元化与王若水一起在印刷厂最后进行校改、润色。
3月7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如期举行,周扬作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周扬作了个开场白,介绍这个讲话,是几个人一起商量写成的,随后,报告由一位女播音员代读。
读毕,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周扬告诉顾骧,会议休息时,邓力群上前向他祝贺,说讲得好。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周扬“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对王震说,不能换。王震当时是中央党校校长,邓力群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
其实,报告会当天下午,就出现问题。有人认为,以周扬的身份,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就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点问题发表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不合适。这个意见一层层向上反应。
关于“异化”问题,周扬的报告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是经济领导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
3月16日,周扬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时见报的还有反驳周扬的文章。
这引起了更大的风波。一场批判随之而来。
这场争论不但惊动了中央高层,还使周扬与胡乔木最终反目。
1983年11月6日,北京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电文——周扬与该社记者的谈话。周扬表示拥护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检讨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顾骧的回忆中,这一年冬天,似乎特别寒冷。顾骧每隔十天半个月去周扬家坐坐。但此时的周扬,神情抑郁,说话很少。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选择了中央党校礼堂,也就是10个月前周扬作学术报告的同一地点,宣讲了他批判周扬的重头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后来,胡乔木对龚育之承认,此篇批评文章把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
1984年,周扬住进了北京医院,这一住就是5年。1989年7月31日,周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