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明偶尔也参加一些电视辩论，那像是一场场唇枪舌剑。蔡继明认为辩论对手太感性，把自己的论证搞得像在无理取闹。比如某次辩论，一位资深旅游专业学者向他“开炮”，认为黄金周是符合人性的，因为一旦到那个时候人就会有出行欲望，就要结伴出行。蔡继明即席诘问道，“如果你说黄金周是人性的，建国60年来，真正实行黄金周只有8年，难道我们这个国家只有8年时间是人性的？”

　　今年国庆长假之前，蔡继明接受南方一家媒体访问，谈到国庆长假去留，他表示，条件允许的时候，比如带薪休假制度设立，则可以分解。这条消息随后被网络广泛传导成他再次主张取消国庆黄金周，一时间骂声又起，很多老对头重新找上门来。辽宁一位网民给他寄来了当地的报纸，上面综合了一些人愤怒的反对声音。

　　这一切对于蔡继明似乎起不到丝毫影响。他仍然带着课题组准备围绕带薪休假制度做一些推动性课题调研。“你说我的方案不妥，那你也可以拿出一个方案来。”

　　蔡继明的固执，并非由假日改革争吵而来。照他说，是天性使然。每逢有他在场的学术研讨会，一定会出现激烈交锋场面，他一定会与人发生见解分歧，也一定不会做出迁就。20年前，还在南开大学读在职博士研究生，蔡继明参加了由马家驹先生主持的学位论文答辩，辩来辩去，争执起来，老先生只好站起来表态，“得得得，我说不过你”。那时候很多人为他捏一把汗，得罪了答辩委员会主席，你这学位论文还能通过吗？老先生并没为难他。

　　蔡继明有自己的信念，在学术观点上一是一、二是二，绝不让人；但是涉及个人层面，则需要相互尊重。这使他交了不少朋友，当中有忘年交，也有学术上的死对头。

　　但是在假改这场争议中，他恐怕难以交到朋友，因为这涉及利益平衡问题。中国的现实是，制度层面上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惹起一些利益主体不满，目前来看，蔡继明可能还不大好对付这件事。不过他说，这很正常，所有的公共决策都是这样的。

　　一种活法

　　经济学家要实现经世济民，有三条途径：一是就职于政府及其智囊机构；二是为企业提供咨询、顾问服务；再就是出掌教职，做一个纯粹的学院派。

　　蔡继明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最后一类，这也是他的初衷。他说，一旦到政府就职或为企业打工，拿谁的钱就得为谁说话，做研究和发议论时需要过多考虑所属机构的偏好，顾忌太多，立场摇摆。

　　以蔡继明而论，显然不大适合附尾于人。1985年于河南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毕业之前，他本有机会成为中共党员。之前几次申请入党都不成功，最后一次被接受，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志愿填了，誓都宣过了，结果党总支书记找来谈话，要求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南开大学已经三次跑到河南邀约他前去天津工作。他执意要去南开。总支书即以不服从党组织安排为由，将他的所有入党申报材料扣下。走之前，蔡继明抛下一句话，“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你要这样衡量我，这个党我还就不入了。”

　　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几年，当时的所长是民进老会员，在他引荐下，已是天津市南开区政协常委的蔡继明加入了民进，一直做到民进天津市副主委和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转化成建议或提案。在假日制度之外，农村土地权属的被禁锢和小产权房的被压抑也属于他明确反对的问题，为此他组建了相应的课题组，辗转于全国各地做田野调查。历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相应的改革建议被反复提出。

　　“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提出来的建议政府可听也可不听。但是，不说白不说，白说也得说。有时候，说了十句话也许有一句就是管用的。”政府没有漠视这些声音，他们同样对未来的改革路径和利益调配十分关切。一番踌躇之后，农地流转眼下在中国已成现实，政府也公开承诺对小产权房将既往不咎。不过，蔡继明对这些只表示有限乐观，他认为此类改革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应该朝前推进。

　　生性耿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特点，蔡继明也不例外。出生在唐山市一个工人之家的他，“文革”到来，大学梦碎，上山下乡。所有目标都是事先预设。恢复高考后，他先后在三所大学念书，1985年自河南大学毕业之前，几个同学散步闲聊，说及将来理想。蔡继明表示打算在大学里面任教。同学问，你在大学的目标是什么？他答，5年提副教授、10年提教授；同学又问，是想在大庙里当小和尚，还是在小庙里当大和尚？他答，要在大庙里当大和尚。

　　当时可以选择去几所不同的地方院校，这些单位也开出了相应的物质条件，他觉得庙不够大。1985年去南开大学之后，他的个人理想如期实现，5年内成了副教授。1992年，时年36岁的蔡继明又被破格提升为教授，比预期提前了7 年时间。

　　14年后，由于不愿陷身校内小帮派的争斗漩涡，蔡继明来了个“走为上策”，于1999年改执清华教鞭。转眼1 0年过去，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想引进人才共同建设清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但碍于体制所限，不得其门而入，蔡继明只好于研究所之外另设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自筹运作经费、自租办公场地。他也承认，这很困难，虽然是在为学校做事情，也许学校不会买他的账。

　　更多地介入公共生活并没有使他得到额外的好处。三届全国政协，写了堪以计数的提案，论资排辈，多少新起后浪已经追过他这朵前浪。他现在也不是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常委。问他是不是还有机会？他说，机会是可以创造的，我不拒绝这样的机会，但也不屑于刻意去创造。

　　采访中，蔡继明邀记者与他共用午餐。清华大学食堂就在他的办公室楼后。绕过那座旧办公楼来到食堂，蔡继明要了两碟青菜、豆腐素拼，一小碗米饭。走到结账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饭卡，刷了一遍，然后与记者一道寻找座位。

　　蔡继明一直过着较为简朴的生活。他的那些学生，才毕业几年就已有房有车，出入体面。到现在，当老师的他和家人还蜗居在北京一套总价约30万元的住房里，出行只能靠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工具。

　　相比于现在的年轻人，他回想自己1985年刚到南开时，就住在三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一年之后，把老婆、孩子接去，没房住，就和房管部门打游击，东住一晚西借一宿。后来搬进了筒子楼，门口就是公厕，一住又是5年。一家人真正住上三居的时候，也很快就离开了南开。

　　“人活着，要有一种活法，”他手执筷子，不无疲惫地笑笑，“我是一个学者，我要有坚持的勇气。我不想改变我的做人准则和方式，能得多少就得多少，得不到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