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青岛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后即开始筹建开发区，时任青岛市市长臧坤说——那时建开发区想都不敢想

　　2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山东的青岛、烟台与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城市最先接受了市场经济大潮的挑战和洗礼。

　　1984年5月4日，青岛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首批开放城市，当月，青岛经济开发区的选址工作全面展开。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开发区已经成为我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按照2007年的数据，山东的开发区在不足全省0.8%的土地上，实现了占全省比重12%的新增就业、17%的财政收入、27%的工业增加值和50%以上的进出口贸易及实际利用外资。可以这样说，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有今天，开发区功不可没。

　　本报记者 孙韩高

　　这辈子开过的意义最重大的会议

　　满头白发的臧坤说，“那次在中南海开了10天的会，是我这辈子开过的意义最重大的一次会议，这在过去连想都不敢想。”

　　从青岛坐了十多分钟的快艇，记者踏上了位于黄岛的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土地，宽宽的街道、高高的大楼，叠嶂的片片厂房、船舶、码头，让人很难相信，2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荒原渔村、盐碱滩涂。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的中心思想是进一步改革开放，要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解决国内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问题。会议提出，要在有条件的沿海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时任青岛市市长的臧坤和副市长许善义参加了那次会议。“那次在中南海开了10天的会，是我这辈子开过的意义最重大的一次会议，这在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如今，满头白发的臧坤说，我们曾经一直处在封闭状态，近代以来，一提到洋人就有对立情绪。此时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要与洋人打交道，要向世界打开中国的大门，这是何等重大的突破！

　　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沿海14个城市的负责人也在会上发了言，臧坤汇报了青岛的发展状况。“我那时心情非常激动，青岛被中央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将像特区深圳一样高速发展起来。”臧坤回忆说。

　　“当时，14个沿海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谁行动快，谁就先发展，我们得马上筹建开发区。”臧坤说，当时青岛和北京之间还没有飞机航班，会议一结束，他们就坐火车赶回青岛，开始行动了。

　　是用铁丝网，还是设关卡？

　　青岛开发区选址时曾考虑该如何封闭管理

　　对外窗口打开了要严防苍蝇飞进来

　　选址黄岛还有一个原因：便于封闭管理。时任副市长的宋玉珉回忆说，虽然现在开发区的标签就是“开放”，但那时他常想，开发区该怎么封闭，是用铁丝网，还是设关卡？

　　1984年5月4日，中国改革开放掀开崭新的一页，山东的青岛、烟台与其他12个沿海城市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首批开放城市。当月，青岛开发区的选址工作全面展开。

　　青岛开发区建在哪里？当时有三种意见，一是东部崂山一带，二是城阳一带，三是黄岛一带。

　　崂山区没有建立港口的先天条件，当时水资源比较短缺，且作为旅游景区，不宜大规模发展工业；城阳区在“引黄济青”工程实施前，水资源和电源等能源相对匮乏，且区内大部分为耕地，开发征用土地的动迁成本较高；而黄岛虽然基础设施一无所有，但与母城海上最近距离不到2.26海里，同时具备了港口交通等主要条件，在用地方面，黄岛区的薛家岛当时大部分为滩涂荒地，实际耕地很少，开发建设的动迁和征地成本很小。从长远来看，崂山与城阳地域狭窄，而黄岛腹地广阔。

　　1984年5月30日，青岛市委、市政府在上报给省委、省政府的关于开发区建设方案中提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在黄岛。10月20日，国务院批准了此方案。

　　其实，当年选址黄岛还有一个原因：黄岛三面临海，便于封闭管理。这是当年兴办开发区的条件之一。那时人们担心对外窗口打开了，难免会飞进来几只苍蝇，要严加防范。

　　时任副市长的宋玉珉回忆说，虽然现在开发区的标签就是“开放”，但那时他常想，开发区该怎么封闭，是用铁丝网，还是设关卡？

　　姜震，当年任青岛市城乡建委副主任，1984年被抽调参与开发区筹建工作。他回忆说，当时选址定下来，就开始实施了。当年青岛20多位城建专家在青岛人民会堂的化妆室里，伏在化妆台上画出了20多张开发区规划设计图。

　　美国客人挽起裤腿推车

　　虽然眼前是一片旷野，但负责外商接待工作的蔡可卿，还是对着一张开发区规划图，一遍遍向客人介绍未来美好的前景，“当时最困难的还是通讯、交通问题。”

　　1985年3月28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奠基仪式。当天中央、省、市领导乘北海舰队的军用船只渡海，去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据当事人回忆，当天狂风怒吼，船在大浪中颠簸不止。

　　奠基仪式结束后，海上仍然是大浪滔天。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不得不改乘汽车返回青岛。

　　也许这成了一种预兆，预兆着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要面临的是多年的漫漫风雨路。

　　蔡可卿，1985年转业到开发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后来任主任。当时他负责外商接待工作，虽然眼前是一片旷野，但他对着一张开发区规划图，一遍遍向客人介绍未来美好的前景。“外商更关心眼下已经具备了哪些条件。”已是古稀之年的蔡可卿告诉记者，当时最困难的还是通讯、交通问题。

　　“刚开始，整个开发区只有三台从日本购进的对讲机，那东西通话时间一长就发热、断线。后来我们的四层小楼每一层有了一部电话，作为办公室主任的我成了接线员，整天跑上跑下喊人听电话，后来没办法只能找个专人负责接电话。”

　　蔡可卿回忆说，那时用的是民用电，隔三岔五地就停电，但最难办的是过海交通问题。一次美国客人坐在汽车里乘轮渡过海，赶上当天涨大潮，海水没了栈道，汽车熄了火，外商只得挽起裤腿站在水里推车。还有一次，韩国土地公社代表团回青岛又遇上了退大潮，交通艇无法靠岸，客人们只能手握船顶铁栏杆“荡”上船，过去一人，大家就鼓掌庆贺……

　　“这些客人从此再没来过。”蔡可卿遗憾地说。

　　开发区在争议中一路走来

　　那一年，蔡可卿将户口迁往开发区。办手续时，登州路派出所所长劝他：“老蔡啊，你可要想清楚，你现在迁出去容易，将来想回来可就难了。”

　　除了具体工作中的举步维艰，还有思想上的困惑。

　　今年辞世的沙命枢老人，曾任中共青岛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是开发区早期的负责人之一。他在一次回忆开发区建设时曾经说，当初开发区的选址之争，在今天飞速发展的事实面前，总算有了定论。但开发区还经历着体制之争、融资之争、定位之争。总之，开发区是在争议中走过来的。

　　没有可参照的样本，没有可借鉴的经验，青岛开发区在艰难中起步。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青岛市政府东迁、东部开发启动时，开发区的很多人迷惑了：政府是不是要放弃西海岸？那时，消沉的情绪在一部分人中间弥漫开来。

　　那一年，蔡可卿将户口迁往开发区。办手续时，登州路派出所所长劝他：“老蔡啊，你可要想清楚，你现在迁出去容易，将来想回来可就难了。”

　　当时的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赶到开发区，他说：“开发区的地位并不会因为东部开发而改变，从长远来看，只有开发区才能承载大青岛的明天。”

　　“从正当年到两鬓斑白，我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即使在开发初期住简陋平房、吃凉饭、徒步上工地，尽管当时对开发区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我坚信开发区的未来。”蔡可卿说，“我既然要迁过去，就没想着再迁回来。”

　　曾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吴希善说，开发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变革的勇气。开发区最早进行“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改革，取消事业编制，实行干部聘任制，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大胆实践；开发区较早地改革国家征用土地的办法，创造性地创立了“空转起步”的土地经营模式，1991年在全省率先搞土地拍卖；全省第一家民办大学在此兴办，全省第一个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在这里建立。

　　青岛市委常委、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主任姜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有55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来开发区投资，实际利用外资69.5亿美元。引进投资过千万美元项目387个，投资过亿美元大项目17个，世界500强投资项目54个。海尔、海信、中船重工、中石化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也纷纷入区。

　　2007年，青岛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9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89元。 姜杰说：“当年那些坚决不让施工队进村架高压电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也达到了8463元。”(马志广、吴清、王芳、张羽对此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