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之中

　　上午9点多钟，我们打算看看传说中垮掉的尾坝。

　　上山途中，雾越来越浓，甚至下了几滴小雨。冲破浓雾，我们最终见到了“元凶”——垮塌的尾坝。大坝表面张开几条巨大的裂缝，下面是悬崖峭壁，让人胆寒。

　　一些矿工扛着铺盖，拖家带口地往山下走。他们说山上不让留人了，怕不安全，只能先回老家，以后怕是也不能回来干活了。问及有无补偿，对方说，只给了回去的路费，200来块钱。矿工们显然很沮丧，但也暗自庆幸，和村里所有幸存者一样。

　　下山后挨家采访。一个姓杨的女人拽着我的手泣不成声。她的姐姐和姐夫都被埋在了泥浆中，姐姐是开鞋店的，当天推着车去赶集，没想到出了事。杨说，她以前就是临钢的，临钢被收购后，她跟着去了临汾，姐姐和姐夫还留在云合村。9月 8日上午听到消息后，她火速赶了过来，看到现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都没了”。亲人的下落不明让她哭得撕心裂肺，随后的报道更让她气愤。

　　她说出事的是早已废弃的洗矿池。但这些年，该池一直在用。事故显然是人为造成的。

　　另一个村民凑过来给我看他刚收到的手机报，在这则新闻上，死亡人数已升至34人，但我知道，这恐怕还不到真实数字的一个零头。

　　“你们记者是干什么吃的，光采访有什么用，采访完了不说真话。”这样的指责让我脸上微微发烫，却也无言以对，我只能告诉他们我会尽力。这些年的采访中，有时会感到某些无法抗衡的力量，最终只能用“尽力”二字聊以自慰。

　　一个10来岁的女孩坐在一旁听我和杨的对话，据说她家7口人失踪。此时，失踪的意义几乎等同于死亡。但女孩的情绪看不出什么异常，说话口气也很平稳，不知道是不是还没从这一噩耗中清醒过来。

　　之后站在一处高地上看到的情景让人不寒而栗。曾经的村寨和良田，被泥浆吞噬；几棵大树侥幸活了下来，孤零零地伫立在泥浆中；一辆汽车扭曲着……当地人指给我看泥浆中的一个面目全非的人头，“这里根本没法救，人往上一站就陷下去了。”他随手拣了块石头扔下去，石头一下不见了踪影。

　　薄雾中，被掩埋的地方，像一个巨大的墓地。

　　“记者别走”

　　9日下午，我们用了半天时间和当地宣传部门打交道。

　　当地设了个媒体接待处，但接待的顶多是央视和新华社的记者，其余一律遣送回去。

　　我们成功地摆脱了尾随的遣送人员后，便有些得意忘形起来——很嚣张地站在路中间和一群村民聊天，毫不理会50 米外一副眼镜背后打量并怀疑的目光。

　　果不其然，十几分钟后，那副眼镜走了过来，他是当地宣传部门的一个官员。他先是派了几个手下把我们带到指挥部，说是要看记者证。《潇湘晨报》的记者掏出证件，我则谎称是他带的实习生。

　　看过记者证后，这名官员又提出要看相机，否则把证扣下。同行掉头就走，丢下一句：“记者证我不要了，你别想看我的相机。”官员急了，派一伙人追他，另一伙人留下看我。

　　再次被带回指挥部时，我企图把相机塞给小李，不幸被另一名官员发现，并夺过相机，递给眼镜。眼镜看了一遍觉得没什么，态度缓和下来，压低了声音说：“你们采访要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呀，再说，采访我们就可以了，不要找那些老百姓啊。”我继续调侃，“您不肯接受我们采访啊，不找老百姓聊，我们岂不是白跑一趟。”官员无语，我接着正色道：“好吧，现在正式采访您。”当然，从他口中得到的消息不外乎“暴雨所致”云云。

　　当天的采访自然进行不下去了，让我感到安慰的是，离开云合村时，指挥部门口聚集着的老百姓们追在后面，嚷嚷着 “记者别走，我们有话要说”、“我们保护你们”。有的人甚至走到我们身边，低声交换手机号。

　　村里的人

　　第二天，我们走了很多路，徒步进村。

　　村民李跃全坐在门口临时搭的床上，仅存的一间屋子里搁着两个棺材，里面躺着他的老婆和儿媳妇，供桌上摆满了水果、点心和几根烧掉半截的蜡烛。李跃全这两天就和棺材住在一起，一来没地方住，二来要守灵。一位姓周的老人用各色颜料小心地画着棺材。周说他是邻村的，20多岁起就开始画棺材，今年70岁了。这一天下来已经画了三四个棺材，还有不少已经预约好了。老人说着说着就开始抹眼泪，他的女婿也失踪了，他说自己没准哪天会为女婿画棺材。

　　中午时分，封锁线内一阵骚动，隔着层层人墙，隐约看到一家电视台的几台摄像机追着官员模样的人拍来拍去……

　　到了下午，赶来支援的同事到了现场，久经沙场的他施了些小伎俩，目睹了被泥沙吞噬过的村子和集市，采访到了正在工作着的救援人员。

　　结束襄汾采访时的最后一个场景是，我坐在村里的台球桌上，和几个重庆来的矿工聊天。他们告诉我，塔儿山上有数百个矿洞，死人是常有的事，见怪不怪了。他们说，还是要在这儿当矿工，危险是危险，但挣得多。

　　为他们祝福

　　坐着同事的车离开襄汾时，我不知道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我怕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只会化成日后某则新闻中一个冰冷而残缺的数字，我想也许在村民们看来记者其实就是吃干饭的……

　　几小时后，《潇湘晨报》记者打电话给我，他们要回去了。

　　几天后，报道中的死亡人数成倍攀升，有关部门开始为暴雨正名，孟学农再一次丢掉了他的乌纱帽……

　　一个月后，我发现手机里存着“李襄汾”、“熊襄汾”等名字，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如何，但愿他们找到了亲人，即便是冰冷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