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学校的图书馆既然指望不上，我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了。我挣开了工资，虽然少得可怜，但除了吃饭抽烟，还是可以买一些书的。只是理论书买得多了，就不得不缩减买作品的开支。 我买回来略萨的《绿房子》与《城市与狗》，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初步领略了拉美文学的风采。我借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读就放不下手。

　　读中文系确实是我的一个梦想。也许是当时正在做着半生不熟的作家梦，也许是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让我亏欠太多，总之，对我来说，进中文系读书就像一个漫长而盛大的节日。填报志愿时，我在所有的栏目里填满了中文系，以示“忠贞”。

　　我走进了山西大学。2002年母校百年校庆时，我才知道它是中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但我当时并没有这种概念。那个时候，像我这种初来乍到的新兵蛋子，是不可能关心那种宏大叙事的。我感兴趣的是我的老师都是何方神圣，学校里有座怎样的图书馆，图书馆里都有什么书。

　　很快我就和图书馆熟识起来了。在我眼中，那已是一座巨大的图书馆，但那里有什么货色，至今依然不甚了了。那个年代，图书馆还没有开放开架书，我也就无法走进图书馆的内部，面对一架一架的书叹为观止。借书的时候，先得锁定目标，然后去检索室里转悠。检索室像一个中药铺，里面转圈摆着许多小柜子，柜子上插着许多小抽屉，抽屉里装着许多张小卡片，卡片上写着每本书的基本信息。2000年，当我准备博士论文的资料时，我去了“北图”，我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找到那排声势浩大的中药柜子，然后开始往本子上疯狂搬运。一年之后，检索系统更新换代，那排柜子也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山西大学图书馆的柜子们一定也尘封好久了吧。

　　外国文学名著我当年读了不少。有一阵子我特别迷卢梭，但图书馆里却只有他的一本《忏悔录》。有一阵子我又迷上了雨果的作品，《海上劳工》，《笑面人》也得找来一读。巴尔扎克的长篇没看出多少道道，却对他的中短篇小说情有独钟。托尔斯泰的三大名著读了两部，却不知什么原因没去碰他的《战争与和平》。 《简爱》自然是需要读的，《呼啸山庄》更耐人琢磨。《热爱生命》 写得有劲，《老人与海》读得过瘾。 《静静的顿河》四大本让我如痴如醉，顿时觉得我少年时代读过的打仗书都成了小儿科。《莎士比亚全集》特意买回来了第九卷，那上面有莎翁的三大悲剧。有一段时间，我对复仇心驰神往，《基督山伯爵》就成了我重点关照的对象。大学毕业时，我们设计的纪念册中有一个栏目——最喜欢的形象，我填的居然是爱德蒙·邓蒂斯，那应该是对复仇意象深度迷恋的后遗症。

　　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对理论书的兴趣渐浓，但大凡听说过的好书，书店里早已缺货，于是抄书就成了我的日常功课。记得第一本几乎完整抄下来的书是《美的历程》，现在想想，这本书抄得还真不容易。当时，图书馆的大库里找不到这本书，阅览室里倒是有一本，但每人只能外借一天，当天不得续借。为了不让它旁落他人之手，我与同宿舍的好友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借书计划：我还他借，他还我借，借来就抄，轮番作业。如此劳作十数日，我们便把这本书的内容搬到了各自的笔记本上。

　　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我也抄过大半本，这本书应该是从梁归智老师那儿借来的。

　　大学毕业那一年，我终于买到了《美的历程》，那是1984年出的一个版本，定价八毛四。而我抄过的那个版本则是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定价一块九。我的这个版本后面有一个出版说明，其中有言：“为了减轻读者的经济负担，作者建议并经我们同意抽掉了书后的图版。”想起那个年代，作者、出版社出书还要顾及读者的钱包，不禁感慨。2001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又出版一回《美的历程》，却是图文并茂的珍藏版，定价已到88元。它比我手中的那个版本整整高出了一百倍！

　　李泽厚的弟子赵士林说：“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各专业研究生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李泽厚著《美的历程》，大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想一想自己当年抄书的壮举，就觉得人手一册的说法并非虚言。而我因为抄过这本书，就自认为拥有了一些本钱。许多年之后，我读到《单向街》中的一段文字，本雅明仿佛就是为我论证了一番抄书的意义：“一条乡村道路具有的力量，你徒步在上边行走和乘飞机飞过它的上空，是截然不同的。同样地，一本书的力量读一遍与抄写一遍也是不一样的。坐在飞机上的人，只能看到路是怎样穿过原野伸向天边的，而徒步跋涉的人则能体会到距离的长短，景致的千变万化。他可以自由地伸展视野，仔细眺望道路的每一个转弯，犹如一个将军在前线率兵布阵。一个人誊抄一本书时，他的灵魂会深受感动；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他的内在自我很难被书开启，并由此产生新的向度。因为一个读者在那种白日梦般的冥想中只追随自己思绪的流动，而一个抄书者却忠实地遵循书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