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应该就是那个忠实地遵循着书的指令的抄书者。遵循书的指令，不仅意味着李泽厚的思想已融化在我的血液里，而且意味着他那种情理兼备的行文，气充文见的表达，“如果说……那么……”之类的复合句式，也成了我学术训练的最初范本。1987年，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面世，我在济南一下子买下十多本，分送给各路朋友。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对李泽厚的迷恋开始减弱，李泽厚的时代也即将终结。

　　1985年，我读完了我的大学，被分配到上党古城的那所师专，当起了一名教书匠。这意味着我的新一轮读书生活又要开始了。

　　现在想一想，自己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虽然还算系统，却不免失之工整。我只是用那些作品夯实了文学史搭起来的架子，却并没有读出自己的多少特点来。当然，有时候我也庆幸这种很没特点的阅读，它的好处是可以来者不拒，转益多师。同时，我也庆幸那个年代的通俗文学还很不发达，电子媒介也乏善可陈。也许正是它们的缺席才成就了经典阅读的辉煌。上世纪90年代以降，大学生不读文学名著的说法时见报道，我想也许他们不是不读，而是没有了读的时间和心境。乱花渐欲迷人眼，当可读、可看、可听、可玩的东西多得无从选择时，当阅读被人说成俏皮的“悦读”时，读文学名著就变成一种不折不扣的古典行为，它需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方能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而同样的事情放在上世纪80年代，却犹如吃饭穿衣一样简单自然。于是，我也庆幸自己在80年代读完了大学。我喜欢那种简单自然的读书生活。

　　然而，在文学界、翻译界和理论界日新月异的年代里，大学时代的阅读也注定是残缺不全的。这意味着从走出大学的那一天起，你就得不断充电，如此方能保证精神世界的亮度。

　　但是，我教书的那所学校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里面的书也缺东少西。比如，你发现了卡夫卡的《城堡》，却找不到他的《审判》；你读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却无法一睹《罪与罚》的姿容。

　　学校的图书馆既然指望不上，我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了。我挣开了工资，虽然少得可怜，但除了吃饭抽烟，还是可以买一些书的。只是理论书买得多了，就不得不缩减买作品的开支。我买回来略萨的《绿房子》与《城市与狗》，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初步领略了拉美文学的风采。我借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读就放不下手。1987年底，我在济南的研究生宿舍里读完了《罪与罚》，那种喘不过气来的感受又一次来临，我与拉斯柯尼科夫一起痛苦着、恐惧着、惊慌着、孤独着、忏悔着，那种心理折磨的滋味至今依然刻骨铭心。“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广场上，突然想俯下身亲吻那片肮脏土地的时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这是张立宪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也应该是所有阅读陀氏之人的共同感受。读过陀氏的作品，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更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尔斯泰。

　　然而，我却不得不控制自己读作品的欲望，因为我已开始了考研的准备。与此同时，一些人也觉得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们或者主动出击，或者请人说和。而我却一遍遍重温着那篇《北方的河》，想象着那场即将来临的伟大考试。我自然也渴望着爱情，但与我所预定的目标相比，爱情似乎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寨人说：先治坡，后治窝。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重头再来。它们似乎共同暗示着也诠释着我当时的心理状态。那一年的暑假，为了逃避介绍对象的困扰，我带着卡夫卡的《城堡》回到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