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忧”其屋到“有”其屋再到“优”其屋 吴老师家的住房变化展示了改革开放带给老百姓的实惠

　　站在自家大客厅，透过落地窗户看着楼下舒心的小区环境，年近六旬的老教师吴方(化名)总是感慨万千：“128平方米的大房子，美丽的绿地花园，小区里有人巡逻，门口有保安站岗，我感觉自己享受的是‘大户人家’才能享受的住房待遇。改革开放的30年使祖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也给我和千千万万的人带来了生活上的飞跃……”

　　曾经一度，房子都位居中国老百姓的“三大生活理想”(房子、车子、票子)之首。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房子吹得货币化，当人们从平房、大杂院到筒子楼，再到居住小区、别墅，当住房愿望从“居者忧其屋”到“居者有其屋”到“居者优其屋”，当今天的房价疯狂增长的同时人们体验着“居者优其屋和忧其屋”的复杂味道，这一切无不展示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住房制度和百姓住房状况及梦想的变迁。

　　从“忧”其屋到“优”其屋

　　每天一大早，吴老师必定要精神抖擞地约上同楼的几个老伙计在楼下锻炼身体，绿树成荫的小区里各种健身器械一应俱全，呼吸着新鲜的“绿色”空气，轻嗅着各种植物散发出来的淡淡香味，不禁让人身心舒畅浑身充满活力；中午和老伴在小区附近的菜市上买些时令小菜做顿可口的家常便饭，坐在阳光明媚的大餐厅里享受美味；傍晚小女儿下班回家了，大家围坐在一起看着42英寸的液晶大彩电，讲讲当天有趣的人和事，这就是吴老师一整天的幸福生活。

　　吴老师原在兰州市一所高校担任艺术类教师，听说要采写改革开放30年来兰州市民居住条件的变化，热情的吴老师忙不迭地让记者先参观参观，“你看这房子128平方米，平时就我们老两口和小女儿住，有点大了。”虽这么说，可吴老师的话语中无不透着喜悦之情。

　　“每次回到家，看着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好的家具，总有种说不出的感慨。大家都说，1978年以前是居者‘忧’其屋，上世纪末是居者‘有’其屋，现在啊，是居者‘优’其屋，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不光是要住上房子，还要图个生活质量，住上好房子，这都是国家的房改政策好啊。”

　　70年代全家挤在筒子楼

　　现在这一幕如果放在30年前，用吴老师的话说“不是不敢想，而是怎么想都想不到的”。上世纪70年代初，刚毕业的吴老师被分配到兰州市一所高校，担任小提琴老师。虽说已经工作了，不过他还是和父母及3个兄弟姐妹挤在通渭路附近贤后街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里，“那时候一个大院里住了近10户人家，每家都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六七个人挤在一起，做饭、睡觉全在里面，那种窘迫可想而知。”

　　就这样和家人挤了两年，吴老师和同校的另一名女教师开始了新的婚姻生活，“说是新生活，可日子还是老日子，照旧过。”学校为了照顾他们，给他们分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筒子楼宿舍。过道上码放整齐的煤球，嘈杂的公共厨房、水房，潮湿阴暗的过道，昏黄模糊的灯影，到了做饭时间满楼道都是呛人刺鼻的味道和烟尘，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就是全部家当……

　　在这个小宿舍里，吴老师夫妻住了10年，迎来了两个小生命，也步入了而立之年。最“热闹”的时候一共住了他们夫妻和父母、妹妹、两个孩子三代人。

　　“住房靠国家，分房靠等级”，在那个时代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号，房子面积分配的大小要根据家里人口的数量，一般是一家三四口人，甚至老少三代一起吃、住、生活，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普遍的。

　　80年代满足于福利分房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新住房时代的开始，吴老师也自称赶上了好机会。1989年，学校第一批福利分房时代来临，凭借多年的工龄和夫妻均在本单位工作的优势，吴老师拿出积攒了十余年的工资，花了2万元分到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楼房。

　　在那个时候能拥有一套40多平方米的小楼房，是许多人的梦想，不知有多少人眼红妒忌，所以吴老师能如愿以偿地分到房那种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孩子终于有了自己的单人床，家具也变成了组合柜，最重要的是有了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那叫一个激动啊，多少天连觉都没睡好！”

　　事实上，在福利分房时期，一个普通工薪家庭能在退休前分得一套40平方米的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旦儿女成家，就只能与父母挤住在一起，三代同屋的住房现象普遍存在于众多家庭之中。

　　吴老师的邻居——原一毛厂退休职工赵大妈深有感触道：“那时候想要住上楼房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靠政府、靠单位、靠企业’上，可我们厂那会的职工上千人，哪有那么多房给你分？真到分房子的时候多少人排队等着，走后门托关系的，可最终大多数人都是一场空，我在那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就住了20多年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