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群 方芳

　　1978，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

　　这一年，一个民族集体觉醒。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站在命运的拐点。

　　这一年， 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着这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迈出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跨越，从此，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始告别贫穷，生长繁荣，迎来长达1/4世纪之久、年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崭新时代。

　　这一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

　　当然，这一刻又不仅仅属于中国。在其后的30年间，这个20世纪末最重要的时刻广泛地影响了世界。从此，世界开始书写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

　　在那个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历史时刻

　　1978年1月1日，当时著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题为《光明的中国》。社论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当时的人们谁也不会忘记此前10年的一场浩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将这个国家几乎拖到崩溃的边缘，这是一场国家和民族毁灭性的灾难。

　　当时的人们谁也不会忘记此前的两年：1976，那是一个多事之秋，也是共和国史上黑暗与黎明博弈的一年。那一年，沉郁的中国几乎看不到一张笑脸，似乎，也看不到未来。

　　后来邓小平说，我们实现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但是，1978年无疑还夹带着强大的历史惯性。虽然整个中国沉浸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中，“两个凡是” 却依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极大地阻碍着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展开。

　　于是，一场与“两个凡是”的斗争开始了。

　　1978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复校后的807名学员讨论实践标准问题。这些学员是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他们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通过讨论，大多数人赞成分清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是实践。

　　而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宛若一场思想风暴席卷全国。亦如后人所评价的那样，这是当代中国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

　　在整个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一本杂志不得不提。那就是由恽代英、肖楚女等革命先驱创办于1923年的《中国青年》。1978年9 月，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发表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号召中国青年们站到解放思想，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同时率先发表童怀周的“四五运动”诗抄和《革命何须怕断头》的文章，勇敢地为当时还未被平反的“天安门事件”和“四五”英雄正名，《中国青年》把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事件”称为“伟大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为此，当时已经大部分印刷完毕的200万册《中国青年》被要求停印停发，已发出的要收回封存。值得庆幸的是，面对压力，《中国青年》据理力争，最终，这期杂志在9月15日出版。

　　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8年11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会议，这个会议从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一直开了36天，会期之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经济问题——下一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于是中央工作会议变成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包括从“文化大革命”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人，一律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是一重大错案，予以平反；彭德怀、陶铸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予以平反；为杨尚昆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康生、谢富治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批判是合理的……

　　在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为的是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这是一个在关键时期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文献。

　　几天后，这篇讲话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后来，江泽民1997年9月12日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评价，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改革开放，义无反顾的生死抉择?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公报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进行各方面改革的转变。

　　这一刻标志着中国开始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这一刻标志着一种历史的崭新开端。

　　今天看来，在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和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胡绳曾经的一个评价堪称经典：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

　　因为，在那个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抉择的时代“拐点”，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如同在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样。

　　几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12月的一天深夜，在远离北京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一个普通社员家里，10多户农民代表在生产队长严俊昌的带领下，签下了一纸惊天动地的契约。契约规定，分田到户，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公粮。契约上摁着红色的手印。这份红手印包干书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分珍贵文件，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包产到户”，中国由此揭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整个中国的改革也首先从农村开始突破。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1号文件，正式确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的1号文件，都是讲农村问题的。

　　万里后来这样总结；为什么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因为亿万农民在僵化的体制下受害最深，改革要求最强烈最迫切，而广大农村又恰恰是旧体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正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伴随着农村改革另一个收获，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邓小平说，这是在意料之外的。

　　随后，中国改革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取得突破。

　　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经广东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这引起了争论，但是邓小平同意了。他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30年后，面临着新一轮转型的广东再一次立下决心，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后话。

　　3个月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事实上，这一年属于整个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的伟业,从深圳向全国推开。

　　显然，1978年也是属于中国的。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1978年的“年度风云人物”，1979年1月1日，他的肖像刊登在杂志的封面，标题写着：《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国家启动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在邓领导这个国家的20年里，他8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两次被评为该刊的“年度风云人物”，其中1986年1月6日的《时代》周刊用了25页的篇幅介绍他。能够享有如此待遇的在世界历史上仅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

　　同样，邓小平也以巨大的热情和坚定的态度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他多次说:我是热心于中美关系的。甚至在1978年底访问日本的时候说，“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他深知中美建交,是中国开放、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在他的视野里,看到的始终是整个世界。他领导的这个国家从觉醒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为融入世界而努力。而后30年，世界看到一个崛起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