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觉醒、启蒙、观念巨变的年代

　　改革开放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其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伴随着深层次的震荡，最大的冲击波莫过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冲突和变革。

　　从1978年开始，思想解放后的整个80年代，成为一个思想启蒙的年代，从禁锢下挣脱出来的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和面对一些问题。

　　我们手中有这样一份记录，是笔者之一的一位资深记者与同道者当年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1978——1988中国青年思想录》，它忠实地记载了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变化：

　　“1978年，是培养和造就思想者的年代。我们党开始在思想路线上恢复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始在巨大的创伤之后痛定思痛，反省自身……一个个尖锐的问题被抛了出来：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十年浩劫这样的悲剧？今后怎样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

　　“从历史的教科书中，青年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答案：制度上的不民主，法制上的不健全，思想上的现代迷信，是我们民族产生悲剧的根源。”

　　“于是，呼唤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思索后的第一声呐喊。《做保卫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战士》《纪念张志新》《逐步废除官僚体制和建立巴黎公社形式的民主》等等，“从无声的中国到有声的中国，从只有一张嘴巴发出声音的中国到议论纷纷的中国，民主的萌芽顽强地生长起来。”

　　那段时间，曾出现过学潮、北大竞选、蛇口无记名投票等事件，虽然这些事件显得稚嫩和不成熟，有的甚至暴露出极大的弱点和局限，但是，透过这纯真的开始，“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华民族的肌体里已生长出许多崭新的特质：强烈的民主意识、独立意识、平等意识、公民意识，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跨越中，终于迈出那迟到的一步。”

　　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有那场影响了80年代无数中国青年的“人生观大讨论”。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上，那场讨论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人生的痛苦与迷茫，彷徨与困惑。而关于 “人道主义”的讨论，则使得个人作为国家和集体之外的另一种个体开始得到强调和重视，“萨特热”、“西方思潮热”也在这个时候兴起，“个人价值”和“自我选择” 似乎第一次写在中国人的人生词典上。

　　当然，十年过后，已是另一番景象。1992年，笔者在《从“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到“米字路口”的选择》一文中写道，“时代的变革给中国青年带来了眼花缭乱的选择，他们已经站在人生的米字路口，内心充满了惶惑与冲突：究竟选择哪一条路呢？在仕途上艰难跋涉，还是下海游泳？是做学问还是倒股票？这是选择的痛苦，相对于无可选择的痛苦显然是一种进步。“

　　那个10年，还叫“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经济观已经不可避免地波及人们的内心。当时，一个最为人们关注又困扰人们的现象，莫过于“向钱看”。

　　青年学者张维迎《为钱正名》一文，一时间掀起轩然大波，但是，不管他的观点是否过激，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个耻于谈钱的社会突然变得人人都在谈钱了。

　　“当一个个体户手拿一把票子，堂堂正正地走进高级宾馆，和权贵们平起平坐的时候，他说，赚钱也是清白的事。他还说，赤裸裸的金钱要比蒙上温情的虚伪坦荡得多。”

　　那个10年，“中国拥有了一支百万个体户大军，私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仅结束了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而且多种经营成分并存构建了残酷激烈的竞争环境和竞争意识，“大锅饭”，“铁饭碗”被纷纷打破，中国人开始学会适应和接受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

　　机会均等是由新的经济方式锻造出来的现代平等思想，后者不承认人的禀赋、才能、贡献等方面的差别，一味强调结果的均等，它所造成的是优者不胜、劣者不败；前者则强调起点的均等，它使大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实力是最好的裁判。从终点到起点，虽然仅仅是一个语言位置的变换，但它却是对传统经济平等意识的根本背叛。从此，“跳槽”、“第二职业”、“劳务市场”、“企业家阶层”等现象的出现，无不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个10年，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第一次耸立在深圳街头时，不仅中国为之一震，世界也由此刮目。此前，中国人的字典里几乎同样没有“效率”二字。

　　还是青年学者张维迎在《平等与效率：痛苦的抉择》一文中呼吁，我们要改革——要百倍、千倍地重视效率……改革就是要引进竞争机制，使勤劳者和成功者更富有，使懒惰和无能的人相对贫困。这种观点无疑再次引起争议。在张维迎所经历的20多年改革进程中，争议与他如影随形。

　　旧的价格体系，旧有的分配制度，以及一切固有的稳定结构，都在一点一点地被打破，使人们的内心第一次失去了平衡。毕竟习惯了稳定的生活。30年没长工资，可也没长物价，于是，又有人怀念起低水平的稳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对那个时期的一种真实写照。

　　但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而且，也没有人肯放弃已经看到与得到的希望与实惠。

　　处在这样一个伟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中，所面对的几乎所有事物都要变。有人这么形容那个急剧变化的年代，在现代社会中，“飞机一上天，就已经过时”；也许有些东西，尚未产生，还在设计研究中，就已经陈旧了。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已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我们需要跨越，需要跳跃，需要腾飞。

　　这其实是一次痛苦的裂变。当时间来到80年代末的时候，这个社会开始整体性地放弃理想主义追求，向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单向度的物质主义道路转移，一直到今天。

　　这使人们再一次陷入了两难选择，亦如青年学者周国平在《困惑与坦然》中所说，我承认我感到困惑，不明白这世界今天是怎么回事，明天又会变成什么样。这年头有权的吃权，有技术的吃技术，没权没技术也没廉耻的就吃没廉耻。一介书生，还死抱着所谓学术良心或人生的使命感，怎能不落得个贫穷和寂寞？

　　然而，最终，他还是给自己找到了安慰，“物质上的贫富悬殊已经有目共睹，精神上何尝不是也发生着两极分化？认清贫困和寂寞乃是心灵高贵者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困惑中倒也生出了一些坦然。”

　　科学的春天

　　1978年，还有一件大事改变了中国。

　　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这是新中国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会。50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表彰了800多名先进集体和千余名先进个人，会期从3月18日到3月31日，长达两周。“两报一刊”在开幕式和闭幕式当天皆发表社论。在这个国家，科学技术从未得到如此隆重的“政治待遇”。

　　这个会议标志着科学技术将成为支撑中国社会快速进步的重要力量。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这样一些论断后来都成为经典。

　　几乎在一夜之间，科学家重新成为了孩子们的理想，城市的女孩子开始找科技人员当丈夫。那个会后，陈景润收到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近千封情书。

　　那是一个科学的春天。这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全国科学大会最浪漫的表达。

　　当然，那不只是科学的春天。多少人的命运都在这个悠长的春天改变了。

　　“你高考了吗？”这是1978年春天，中国青年见到熟人打招呼的第一个问候，就像问“你吃饭了吗？”一样流行。

　　一个多月之前，这个国家刚刚恢复了高考。全国570万名考生走进了封闭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

　　而继高考热之后，相继出现了自学热、文凭热、实业热、出国热……成才，成为社会十年不衰的兴奋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始成为时代风尚。

　　1978底，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1981年1月14日， “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正式颁布 ；此后经年，出国留学成为无数中国青年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途径。从而掀起了一次长达30年之久的出国热。

　　当时一位研究出国大风潮的报告文学作家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中国从庚子赔款至今共出现过六次出国热，从1978年开始至今的这一次算是第六次。前五次都对中国的封建统治产生过巨大的冲击，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都涌现出过一大批杰出的优秀人物。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有孙中山这样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有周恩来这样杰出的政治领袖，有鲁迅、郭沫若这样文化巨子，有詹天佑、钱三强、杨振宁这样出色的科学家，这气势最大的第六次，尽管较之前五次复杂，但必然会给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中华民族必将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腾飞”！

　　果然，第六次出国热对中国的影响并不亚于此前的任何一次。李彦宏、邓中翰、周云帆、张朝阳、王志东…… 新“海归”们在此后的30年里，书写着中国数字化时代和新的创富神话。

　　著名作家凌志军说，在21世纪开始的几年，是海归拯救了处于互联网寒冬的中关村。这是我们国家的幸运。

　　他还断言：未来三五十年，中国一定是海归的天下，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都将是海归。

　　1978年，整整一年都是春天。

　　这个悠长的春天，终于迎来了此后30年的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