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动机

　　11月3日，重庆全城的哥罢运。的哥杨孝明被疑为是事件煽动者。已维权7年的他否认这个说法，认为冲突暴发是由于公司掌握出租车经营权后，与驾驶员间形成盘剥链条。

　　对此，杨孝明7年前提出“人民出租车公司”构想，让的哥入股，使人人成为劳动者，又是老板，消除盘剥。但公司至今仍未获得政府的出租车经营许可。11月11日，杨孝明接受记者采访，讲述期间的坎坷心路。

　　- 对话人物

　　杨孝明　45岁，重庆的哥，从业7年，曾参于过近十次出租司机维权活动，自称是“重庆出租车司机权利探索者”。“11·3”罢运事件后，他被疑为罢运煽动者，被4次叫去谈话。

　　□本报记者 李增勇 实习生 赵岩 北京报道

　　“被公安局叫去4趟”

　　新京报：听说你被相关部门叫去谈话了？

　　杨孝明：是的，从4日凌晨开始，我总共被叫到公安局4趟，笔录就做了20个小时。他们怀疑重庆的哥罢运事件，我是煽动者。

　　新京报：你究竟有没有参与罢运？

　　杨孝明：我没有参与。我不同意集体罢运，即使暂时没有效果，也应该坚持合法手段。像这次有些罢运的司机，去砸运营出租车的玻璃，就是违法行为。

　　新京报：你在事前知道要发生罢运吗？

　　杨孝明：这个我是知情的。今年10月28日，针对出租车拒载、宰客的现象，重庆交通部门出台新规，凡被投诉3次以上，将吊销公司两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证)。于是出租汽车公司规定，司机若被投诉，除了交通部门罚款外，公司还要再罚。

　　的哥生意本来就不好，这也就成了导火索。10月30日前后，就有人在夜班司机中散发传单，声称大家要团结起来，11月3日集体罢运。具体哪些人组织，我不太清楚。

　　新京报：那相关部门为什么怀疑你是罢运的煽动者？

　　杨孝明：因为这些年我以出租车司机的身份，大小维权了近10次，有过公开的行政诉讼，也有过公开征集的哥签名，属于“屡教不改”。所以出事，他们肯定怀疑是我。

　　新京报：你是不赞成罢运的吗？

　　杨孝明：因为罢运是一种违法行为，我希望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诉求。

　　这里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阻止他人车辆运营，甚至砸车，就是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虽然法律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得经过申请、同意，才能行使。而大部分司机罢运是没有通过申请的，所以实质上违法了。而且也有一些地方的的哥因罢运被抓，后被判刑。

　　初次维权，铩羽而归

　　新京报：你第一次维权是什么时候？

　　杨孝明：2001年4月，当时我给市运管局、物价局、总工会等相关职能部门送去一份公开信，呼吁政府改善的哥生存环境，并联合35名的哥签名。

　　新京报：你们呼吁了哪些内容？

　　杨孝明：四方面：一是城区出租车运力大于运量，黑车横行；二是以罚养警，巡警乱罚款；三是“板板钱”(份子钱)太高，比上海北京的都多，而我们的起步，却只有5块钱；四是出租车承包费用高低，全凭私人关系，4年费用低的15万，高的24万。

　　新京报：部门反应如何？

　　杨孝明：除了个别单位拒收，大多数签收了，但此后就没人再联系我。

　　新京报：后来的哥生存环境有改善吗？

　　杨孝明：我没看到有明显改善。那年6月11日，爆发了一次出租车全城罢运，规模比这次大，持续一天半，有砸车和游行示威。

　　新京报：你担任了怎样的角色？是主导者？参与者？还是阻止者？

　　杨孝明：我被动停运了。因为车开出去，就会被砸，所以也不能算是罢运的参与者。但的哥的生存环境确实在恶化。后来我参加了与运管部门的协商。但是，改善的哥生存环境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7年维权只赢一次

　　新京报：你在博客里说，7年的维权，你只赢了一次。

　　杨孝明：是的，那是2001年10月底，我以巡警乱罚款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历时一年半，最后赢了。

　　新京报：为何提起诉讼？

　　杨孝明：罢运后，巡警罚款更严了，很多不该罚的他们也罚。那天，我在出租车候客场等客。巡警上来罚了我200。我说这里停车不违规。他没理睬我。去向巡警大队长申诉时还被辱骂。我先通过行政复议，没结果，便把巡警告上法庭。

　　新京报：诉讼顺利吗？

　　杨孝明：我的司机朋友里，99%的人都不看好我。一审因为有人作伪证，我败了。二审进行一半时，法院以“案情重大”为由，中止审判。我开始给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大写信。2003年年初重新审判。

　　新京报：听说你花了1年半时间最后只赢了200元？

　　杨孝明：是的。不过这之后，巡警就不管交通了，专由交警管，出租车上下车环境也改善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