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的哥入股出租车公司

　　新京报：虽然7年里你一直在通过合法途径维权，但不是所有的哥都像你那样，罢运潮还是发生了，你对此怎么看？

　　杨孝明：的哥受公司各级盘剥现象太严重。在出租车行业，有这么一个利益链条。公司拥有出租车指标，也就是出租车经营权。然后驾驶员付费承包这经营权。

　　而驾驶员又分为主驾、副驾和顶班。主驾通过各种关系承包了经营权后，再将其高额承包给副驾和顶班。

　　新京报：如何成为主驾？

　　杨孝明：要想成为出租车的主驾，首先得准备一大笔费用。它包括承包费、保证金以及给公司承办人员的“好处费”。其中保证金和“好处费”各一万余元，承包费的多少由出租车公司自定，并依据承包人关系的程度上下浮动。目前这个费用在重庆的行情为10万元左右。

　　而主驾的经济风险，自然会向副驾、顶班寻求分摊。

　　新京报：所以温州就实行备案制，让每个司机都享有出租车经营权。

　　杨孝明：是。但在目前的行政许可下，唯有公司才能获得出租车经营权。所以，7年前，根据众多的哥倡议下我就想成立一个人民出租车股份公司，以获得经营许可。

　　新京报：它和通常的出租车公司有什么不同？

　　杨孝明：就是想通过的哥入股，成为公司成员，每个的哥既是劳动者，也是出租车的所有人，就不会被盘剥。

　　新京报：申请公司时顺利吗？

　　杨孝明：2006年3月，我们向市运管局提出许可证申请，申请发放2199辆车的经营权及许可开业。得到的答复是，要求我们提供出租车指标证明，经营权证明等内容。

　　新京报：你们有指标吗？

　　杨孝明：没有。重庆主城自1997年以来近10年未增加一个出租车指标。除非去购买进入交易市场的指标，但一个动辄七八十万元，负担不起。

　　新京报：那你们怎么办？

　　杨孝明：去年5月，我们以市运管局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以没有诉讼主体资格驳回我们的请求。

　　新京报：现在呢？

　　杨孝明：没有结果，只能等。

　　“薄熙来让的哥看到希望”

　　新京报：7年维权，你的同行对你持怎样的看法？

　　杨孝明：在态度上，普遍还是比较支持的，但是他们也大多觉得，这样温和的方式，再有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其中，更有极端的的哥，甚至认为你整天为政府部门提意见，就是作对，是以卵击石，所以这部分人对我冷嘲热讽。

　　新京报：那维权这7年，给你带来了什么？

　　杨孝明：其实，金钱上的损失，我可以忽略不计，但在精神上，维权让我感觉身心疲惫。在事业上，我也因为维权而丢掉了工作，也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捐助，所以也过得不容易。

　　不过，我因此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们会偶尔帮助我，这让我心里感觉挺暖和的。

　　新京报：我看到你的博客上写着“事实证明，出租司机维权比登天还难”，这次的罢运，你觉得在的哥维权方面，有所改善吗？

　　杨孝明：我还是得说，我不同意罢运，我愿意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哪怕是多等待几年。不过，我也理解罢运的的哥，因为在长期的利益被盘剥，又申诉无门的情况下，的哥被“逼上梁山”是很正常的事。而且，通过认真反思这次罢运，还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新京报：你说把坏事变成好事，指的是什么？

　　杨孝明：在政府处理罢运过程中，薄熙来书记能亲自与的哥对话，这让我眼前一亮，为了这一天，我等了七年。

　　新京报：你觉得，与薄熙来书记对话，是解决重庆出租车行业困境的办法？

　　杨孝明：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出租车行业制度变革。但薄熙来书记的这个对话，却是一个信号，它说明的哥的利益诉求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他让我看到了希望。

　　新京报：看得出来，你很兴奋。

　　杨孝明：是的，今天还听媒体上说，交通部门在设想将出租车经营权下放，这都是引起高层关注的结果，所以我对今后的事态发展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