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主动休学,有人全A毕业

　　在位于新加坡西南部的南洋理工大学校园教师公寓,专门为中国的中高级官员准备了房间。“都是套间,三到四个人住在一起。”吴伟说,他们吃饭与普通学生一样。

　　两个硕士班学制都是一年。公共管理学硕士班学费1.8万新元,相当于8万元人民币,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学费是4 .5万新元。学员可以争取各大基金会设立的奖学金,最高奖相当于500万人民币。

　　最近一期毕业生中,一位重庆干部带领的小组以人工湿地的保护与开发获得了奖金不菲的“中华总商会金奖”。

　　“这些学员和一般的出国考察者完全不一样。”吴伟说,因为不满足于课堂上的知识,他们经常在休息日骑着自行车到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去观察。

　　这种学习是艰苦的。学员考试不及格或者缺课20%都必须重休。特别是到新加坡的第一个学期“都很难过”。前年出现了第一个主动休学的学员,今年有了第二个,“都是在第一学期的考试前,一个是地方党校副校长,一个是教育局长。第一学期的考试压力实在太大了。”

　　令吴伟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内蒙古自治区的官员。他在南大学习时被任命为一个市的市长,却不想放弃学习,“最后周一到周五上课,周末回内蒙古处理公务。”

　　今年,大连交通大学校长葛继平以全部A的成绩毕业。吴伟说,这些人的确是中国干部中的精英,组织部门把他们派到新加坡学习,“眼光还是很准的,而且很有必要”。

　　用学习的态度叫板

　　南洋理工大学每年都会聘请退休官员为中国学员授课。严崇涛主要讲授发展经济学课程。“和其他国家的学生不同, 中国学员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培训课程,而且他们也对学习‘新加坡经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20多年后,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学员们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即使在最近10年,这种变化也非常明显。

　　在年轻化、知识化以外,过去一味埋头学习的中国官员,开始与老师们进行交流和辩论。南大则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设置课程:今年最主要的授课内容就是产业升级和转型。

　　“这些学生告诉我,只有在这里顺利毕业,回国后他们才有进一步升迁的资格。”严崇涛觉得,这种做法也非常值得新加坡借鉴。

　　因为签订中新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定,严崇涛1980年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告诉新加坡客人, 中国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说完,他把身子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接着说,但这个数字在1 2亿人的努力下,还会不断翻番。”

　　“也就在这时,我感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其经济实力将不容小觑。”严崇涛说,他对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万亿美元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2007年,李光耀在悉尼演讲时说,中国刚开放门户时对外界缺乏了解,新加坡是中国获取知识和讯息的来源;但中国以后将超越新加坡,轮到新加坡向中国学习。

　　今年年初,汪洋对深圳提出的要求已不再是“如何学习新加坡”,而是“叫板新加坡”。不过他在访问新加坡时,还是虚心讨教了产业升级的问题。

　　事实上,根据中新协议,两国教育部已经互派官员进行学习。吴伟说,新加坡是中国学习西方、了解西方的一个窗口 ,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大的中国干部学员不会中断。

　　严崇涛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出如此惊人的GNP,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大量的人才。“从那些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国家充满强大的动力并充分发挥了它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