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梓

　　那年秋天，奶奶用新米做出来的饭把许多人都撑伤了

　　秧苗插下后，田野里漾起一片翠绿，竹林上飞起身体轻盈的红蜻蜓，所有的生物都开始鼓噪，植物在争相开花拔节， 动物们，比如青蛙，则叫得声嘶力绝。

　　1982年联产承包到户的时候，我只有6岁，不过，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连小孩子都注意到了， 大人们在田埂上比划的时候，后面常常坠着一群小孩。捉蜻蜓之余，就认认真真地听大人在田埂上的争吵，大家都很清楚，他 们是在嚷“自家的地”。

　　在此之前，我们虽然都是农民，但却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地。

　　我的爷爷

　　我们家姓李，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家谱也可以跨越大半个中国，并随着历史上的兵燹、水灾而迁徙，有据可查的曾经 定居点包括岭南、湖南、南京、四川等地，一路沿着中国拓荒的脚印前进，在清朝末年来到了云南。

　　人们追逐着土地而来，而拥有土地却往往是遥不可及的梦。祖上开垦出来的土地，经过几代人的分割摊薄，以及灾荒 之年的质典买卖，到了我爷爷那一代，又变成了无地农民，需要向别的人家典地来种。

　　我的爷爷是村子里的一个特殊人物，一个不会种地的农民。曾祖父那一代，日子还算过得去，于是开始向往“诗书继 世”，企图把他的几个儿子培养成读书人，改换门庭。但爷爷和他的兄弟们纷纷进入私塾，念了十多年的四书五经之后，赶上 的是旧学废而新学兴的年代，于是他们的学问变得一文不值，只剩下一星半点的周易爻辞，闲时可以义务替人打个八卦。若说 与别人家有啥不同，惟有过年时李氏各家门口的春联，不用上街去买。

　　在解放前，爷爷凭着他的一手毛笔字，曾经谋得一个相当于今天的乡镇文员的差事，这在后来的各种政治风潮中成为 一大罪证，一只脚曾被打断，接起来后虽行走无碍，却比另一只脚细了好多，更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的那群兄弟们也差不 多。

　　和这群废柴兄弟比起来，奶奶们则是一家的赛着一家强悍。云南与中原习俗本来大不同，许多民族沿袭长女继承制， 而各族则通常是女性负责家中的贸易交换等抛头露脸的事务，在家庭地位上不比男子逊多少。这股风气显然也影响到了外来的 汉族，曾爷爷早早看出这种苗头，给自己的儿子们定下了童养媳。裹小脚的奶奶们据说从12岁就负担了家中全部的家务，从 做饭喂猪带小孩等全部家务直到田地里的所有农活，我常常记得她们挑着两头弯的担子，小脚奋步疾走的英姿。

　　而我印象中，爷爷常干的活则包括：每天给菜园子的蔬菜浇一次水，以及稻谷收割后把家里的小鸡赶到田里挑食洒漏 的稻谷等。小鸡都赶到田野里后，他从袖子里抽出一卷武侠小说，坐在田埂上念念有声地阅读起来，我则在一旁捉蚱蜢。尽管 如此，爷爷也曾用他的智慧给家里增添收入，比如有时候做点贩卖丁香八角之类的小生意。

　　我的父亲

　　新中国成立并实行土改之后，每个中国农民都有了一块能耕种的土地。

　　新一代人的生活，远比旧一代人阳光。我的父母都是出生于即将解放的上世纪40年代末期，新中国在解放初期所做 的大量社会变革，在他们的人生上投下灿烂之影。我的父亲，继承了爷爷好学的优点，并一直念到高中毕业，如果不是赶上“ 推荐制工农兵大学”的年代，他也许还能一直念到大学。然后，他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乡村小学教师。

　　经历了文革以后，我们新的这一茬人看父辈，仿佛隔着一条河，总是不能看真切。比如，我总是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 传统如何自然地继承。父亲教书的小学校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同事们个个都显得多才多艺，我记得他 们一群人常常在夏夜白兰花香的天井里拉二胡。小学校的老师在我的回忆里非常奇妙，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会一两门乐器，会一 手漂亮的书法，会用喝茶剩下来的残渣栽培兰花。住在兰花香馥郁的四合院中的这群人，常常让我想起一个词语：儒雅。

　　我一直不明白，青春在政治漩涡中度过，生活经常困窘的他们，如何继承和培养自己的这些爱好素养。长大后，我常 常对着父亲的口琴和已经断弦的琵琶郁闷，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如何把它们拨弄出一个悦耳的音符。

　　正如父亲没有教过我如何弹琵琶，爷爷也从来没有在后辈面前卖弄过他的爻辞，那些东西只有在他与他的兄弟们交流 的时候，才有一句没一句地冒出来，而且几乎都快被他们忘光了。他偶尔教给我的，只有浇菜园与放小鸡的过程中，偶尔讲述 的“门对千杆竹，家藏万卷书”之类的俾抄野史。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所受的教育要低一些，但也赶上了50年代初期大扫盲和普及小学教育的机会，念到了高小毕业，这让她一 辈子都感激毛主席。母亲这一代人，是中国乡村第一代识字妇女，其后，在新中国大搞社会主义建设，又倡导妇女出门工作的 运动中，她们开始有了自己发挥的舞台。在60年代初期大开发矿山的热潮里，母亲和许多识字的青年一起被招工，成为矿山 的第一代建设者，到过数百里之外的深山矿区。母亲偶尔讲起十多岁时开发矿山的艰苦和“好玩”，我的心中就冉冉升起《边 疆画报》上那些“铁姑娘”的图画。可惜矿山建设了几年，就逢上文革，母亲只好回乡，之后不久就在别人的说媒下嫁给了父 亲，在矿山上练就的修机器的手艺，只能偶尔在家里的缝纫机上露一手。

　　家里的墙在贴满了我们的学习奖状之前，贴满了母亲“三八红旗手”的奖状，有时候她还以“妇女代表”的身份去县 里开会，顺便让我也沾了光，见识了乡政府食堂和县委食堂的样子。有时候我也很奇怪，母亲整天就是种田，怎么也能种成先 进工作者。

　　小道消息

　　在这个中国西南部闭塞的小村庄，一切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在这里烙下了痕迹，可是又不是烙得太伤。由于偏僻，政治 的威压未能全部压制人们对自然之道的遵循。

　　这个名为“小村”的小村庄，是名副其实的小，在旧社会，这个小村庄因为过于贫瘠而未能产生地主。在土改的时候 ，没有地主的缺点便是我们村人均拥有的田地要大大少于有地主的邻村。

　　1981年，有一种传言说，中央已经允许农村把土地承包给个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这就是“包产到户”。

　　这种印在红头文件上的消息，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就是接触不到的国家机密，只能以小道消息传播。《人民日报》上虽 然早有消息登载，但那报纸也要跑到公社才能翻看到。

　　1981年底，县里把所有的乡镇干部和党员代表集中到县里开会，内容是关于如何贯彻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精神 是不强行推广，各乡各村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开完会后，不约而同地，关于承包到户的消息，被各级干部小心地封锁 起来，理由是“为了减少政治风险”，等别的地方都分了，自己管的地方再分也不迟。

　　到了1982年的春天，我们那个乡还没有任何动静。

　　“乡干部是不用干活的，年底分粮食，一分不少，等于是众人养着他们，所以，他们是不会主动提出来分田的。”我 母亲说。

　　我们约有500人的小村庄，一共有两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下设3个生产小组，我母亲是一队队长。母亲能被推选 为村里的第二把手，自有其特长。在村里的女人里，她算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加上家中还有一个“知识分子”，许多人认为 母亲“不好糊弄”，当得了这个家。

　　小道消息流传出来的很多，有人说县城边上的村庄已经有在动土地的，有些着急的人便来催动村干部动手。我母亲是 赞同及早分田的人，在她看来，集体生产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早分一日是一日。

　　劳动单位的分化

　　“那时候不承包到户也根本不行了，村里那些劳动力多的兄弟，每天出工后到了地里，自己不干不说，还仗着人势， 不让别人干，大家集体混饭，庄稼种下去之后，连锄一遍草都做不到。”母亲说。

　　从解放土改后，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发生过几次变化，其中包括55年的“初级社”和58年的“高级社”和“ 吃大锅饭”。“大锅饭”是一个登峰造极的例子，它把一个村庄所有的生产资源和工具都集中起来，禁止商品流通，粮食不再 进行分配，而是集体开伙。结果大锅饭刚开始的几个月，许多人都是“吃一碗倒一碗”，粮食浪费了三四个月后，因为粮食匮 乏而开始限量供应，而后几年，他们一直没有再吃过饱饭，直到61年大锅饭实在做不下去而散伙。

　　吃大锅饭的时候，我的母亲也不过十多岁，与全国相比，我们这里的受灾算是非常轻的了，因为我们至少还有山林可 以依靠。小孩子既没有学上也干不了活，整天在山里淘山药山桃之类的东西充饥。到了1960年春天饥荒严重的时候，山上 棠梨、荆棘都没法抽条发芽，因为所有抽出的嫩芽都让人摘去吃了。母亲的一个伯伯因严重的营养不良而去世了，母亲记得有 次去山上摘了一种野桃，结果因为还不成熟而苦得难以下咽，这位大伯看见了，就向小孩讨来全部吃了，母亲说他那高大而消 瘦的样子令人难忘。

　　当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彻底的时候，农民自己不能养鸡，不能种菜。在集体大食堂之外，不能另外开灶，晚上 冷的时候在家里生火，允许在火上面煮点水，放点盐。但是，如果水里放了油，就被认为是开小灶了，要被大喇叭点名批判和 处罚。

　　迫于生存的压力，外公做了平生唯一的一次小偷，和几个年青人一起偷了集体地里的青菜，没有被发现。当他兴高采 烈地把菜拿回家，在火上煮起来的时候，却被追着炊烟而来检查的村干部发现了。不仅青菜汤连锅被没收，还被宣布，第二天 全家不准去大灶上吃饭，等候处理等等。第二天，外公愁眉苦脸地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事让他的一个堂兄弟知道了，打抱不平 ，跑到村干部那里大闹了一场，反而把全家当天的伙食给端回来了。

　　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试验在强制推行了3年后终于崩塌，此后开始改为集体劳动和挂工分，按工分分配，然后又把基 本生产单位逐步划小，村分为队，队又分出若干小组。每次分小都是为了促进劳动，大锅饭的缺点不言自明。而这分组的规则 ，也并非按照实际情况均分或者互补，基本上是劳动力多的归并劳动力多的，懒馋的被打发去归懒馋的，总之，谁也别占谁的 便宜。我母亲当队长的这个生产队，时下正是添丁进口的高峰，每家都有四五个未成年的孩子，不过，也正是这些缺乏劳动力 的人家，对分田事宜最积极。

　　妇孺之见

　　那时候当村干部是一个吃力不讨好你推我让的活，村干部其实就管两件事情：领大家上工以及催讨提留款(那时候的 农业税)，我母亲接下这个活的主要动力，据她说是为拥有一大堆孩子的家庭获得话语权，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经常带孩子去开 会，我对公社、乡里比我还高的大饭甑子记忆犹新。我们家当时的情况是：4个孩子，年龄从6岁到14岁，两个老人，以及 两个家长，偏偏我父亲的身体还不大好。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如果不能早早分田到户，则粮食短缺一直难于避免。分田之后，虽然缺乏劳动力，但这 群妇女相信凭借自己的辛勤能够养活全家人。在1982年的田埂上，母亲的身边站了一大群家庭情况类似的女性支持者，而 那些孩子已经长大的家庭反而强烈反对，原因说起来很简单，生产队是按照工分分粮食的，而劳动力多意味着工分就多，年底 分成自然也比别人多，16岁以下的孩子是不算劳动力的。

　　在争吵声中，母亲终究还是带着队里的人把春天的秧苗插下去了。

　　云南是化外之地，女性地位历来比中原地区要高些，再加上有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思想的支持，最终，这群妇 女的意见占据了主流，在1队的三个生产小组中，两个“老弱病残”多的小组终于以多数票决定，今夏就分地。而没有同意的 那个小组，偏偏是壮劳动力最多的一个组。

　　丈量田地的那个令人激动的场面，吸引了全村人来观礼，村里的几位高级知识分子又被请来押阵，我父亲负责记账。 为了确保量地的权威性，母亲特地去请乡领导来指导工作，但乡领导拒绝了，还说了一通“政治错误”之类的话。但我们几家 人则激动万分地站在田埂上，看着绳子从稻田的这头荡到那头。最靠近村庄和水源口的田优先分给了那些衰老的没有儿子的人 家，然后就按照每家的位置好赖搭配，一些离村庄最远和最难灌溉的田地，经过一番动员，也顺利地分了下去。整个生产小组 只有一户人家反对分田，于是其他几家商量着，特地给他们家还多分了1分地，“以后就算说起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了。 ”

　　分田地之前，一些壮劳动力多的家庭提出，要按照劳动力的数量来分田地，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将不能获得土地，这 个提议遭到了母亲的严厉驳斥，她反问：“每个人都有小的时候和长大的时候，等他们长大了，那时候你们又怎么来补他们的 土地呢？”这并不是一个村子的偶然现象，在家乡附近，确实有许多村庄是按照劳动力来分配土地的，一直到了多年后，在国 家的干预下，才又按照人口重新进行了土地分配。

　　我们家一共8口人，等到田都划清的时候，我兴高采烈地发现，正对着我们家门口的河边上一大块四四方方的田连同 那段河埂，都是我们家的了。

　　铲田埂

　　在田地分清后的第二天早上，分到手的各家人都不约而同地出了一个早工，去给自己的秧苗除草上肥。其中在生产队 里最善于窝工的一家兄弟，也就是起初不愿意分田的那家，示威式地起了一个大早，并特地路过我们家门口，对着我们家高声 叫道：“某某家妈，还不赶紧起来干活啊，当心没有人帮忙种地，秋天全家抱着哭。”我们听了忍不住哑然失笑，我母亲说“ 几十年来第一次见他起这么早”。

　　示范效应的威力是巨大的，看到村里有的人已经在心情舒畅地种着自家的地，其他人的心也痒了，对土地的诱惑战胜 了对政治风险的恐惧。过了几天，另外两个小组的人就来请我父亲去为他们记账量田地，也分家了。

　　在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铲田埂，公社时代能够跑两轮马车的田埂被铲得剩下30厘米，甚至两 个人狭路相逢时，其中一个人必须后退或者踩到田里才能错身。其他的诸如削河岸，砍竹林之类的去高填低工程更是少不了。

　　铲田埂只是增加产量的一种办法，在田地被承包到户后，农民立即把田地里的草都锄了一遍。到秋收的时候，虽然种 的都是一样的苗，承包到个人的土地的收成，却明显高于生产队的土地。尤其是看着收成的时候不往生产队的仓库搬，而是直 接搬自己家里，其他人也眼红了，集体生产于是在1982年秋天的小村轰然倒塌。而邻近的有些村足足熬到了84、85年 才开始分田。

　　集体主义的崩塌

　　在田地都承包到户后，一些人认为要把“承包到户贯彻到底”，彻底堵住集体主义的路子，于是，一些山林子也被拿 出来分了。这些山林最初的规划设想是分给个人种果木和其他树木的，但制定这个政策的人错误地估计了农民对国家政策变动 的猜疑，没有人在那时候敢于投资需要长时间收成的果木。

　　这些林子毫无例外的命运都是随即就被农民逐步砍光树木，看着没人管，于是他们进一步胆大地把它们辟成了山地。 这种承包成为自大炼钢铁之后最大的森林浩劫。然后，人们把目光对准集体林，区区的守林人根本挡不住邻村偷树人的偷袭。 在我念中学的时候，常常是过完一个假期，暑假上山的时候，突然发现一大片记忆中的山林变成了玉米地，这样逐步蚕食到9 0年代后期，国家划出封山育林区，以及农民也深刻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为止。

　　对集体大锅饭心有余悸的农民，曾长时间有意识地破坏着与集体主义相联系的一切，生产队仓库的大风箱和大谷仓被 人偷偷拆了拿走。一切以集体名义搞起来的副业加工机械都被分了，我们家分到了面条机上的两个零部件，让我小时候把玩了 很多年，同时也对大人拆机械的意义和目的疑惑了很久。事实证明，那些脑子够用，在包产到户的同时保留了集体财富的村庄 ，在以后的日子，致富比我们村要快很多，它们能更快地发展出加工和运输业。而我们自己种出麦子后，要想吃挂面，得背着 麦面走2公里到邻村去换，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村又回到了小农时代，仅仅靠维护水渠和公路来维持着村庄的生产合作关 系。

　　丰收的秋天

　　在1982年的秋天，我们家沉浸在一片幸福之中，田里的稻谷和地里的玉米都获得丰收。已经各种各吃的各家人还 不忘相互攀比以下，看谁家的庄稼种得最好，事实证明老弱妇孺的生产力一点不比青壮差。

　　日后很多年，母亲很蔑视地谈起村里的某些人家，说他们在生产队年代就擅长窝工，仗着劳动力多混工分，结果承包 到户后因为懒到骨子里，日子过得还不如家里没劳动力的，“种的那个庄稼，简直像老母鸡挠草。”

　　外公和表兄们赶来帮忙收获。当把稻子和玉米都收获完的时候，我们家迫不及待地碾了一点新米出来品尝。我奶奶把 多年来对于粮食的怨念都发泄到这顿饭上，做出了许多花样：嫩玉米烙饼、卷粉、懒豆腐，那一顿许多人被撑伤了。这同时也 宣告着我们吃红薯疙瘩和玉米饭的日子完结，以后它们变成了猪的粮食。

　　在粮食逐步多起来的几年，完全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描述的那样，最先，农民们都舍不得将粮食卖掉，直到 确信国家的联产承包制不再变动为止。沉甸甸的稻谷和玉米棒子，堆满了我们家4通间的楼上，压得屋梁咯吱地响，而上一年 ，我们家分到的玉米棒子是：两筐。

　　在往后的幸福时光里，爷爷常常一脸满足地在铺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子的楼板间散步，这是他人生经历了70多年来， 终于不再为吃而发愁。他不时把它们翻一翻，并对着后面的小尾巴说：“闺闺，这么多粮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