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炎迅

　　父亲的光辉岁月因为下岗而结束了，他必须适应一种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

　　那天，气温很低，出门的时候，母亲让我多加了一件毛衣。

　　我依旧睡眼惺忪，踏着自行车去上学。

　　一路上，晨练的老人们三三两两，清洁工人拖着硕大的竹枝扫把，缓缓地走在路边。早起的生意人，骑着笨重的摩托 车，驮着半拉子猪肉，或者几箱带水的鱼虾，从一条街道穿过另一条街道。

　　哒哒哒的马达声，由远及近，从身边划过，这个安静的早晨，瞬间被撕扯开一道裂口。

　　马达声渐渐远去，早晨的空气中，安静的因子更显得浓烈，太阳已经出来了，却被层层的雾霭遮蔽着。

　　很多年后，我回忆这个青灰色的早晨，心中竟有些淡淡的哀伤。

　　再拐过一个路口，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就到学校了。这时，不知道从何处响起的哀乐一下子砸进我的脑子里。

　　有一些混沌。

　　邓小平死了。

　　那天，后来太阳有没有出现呢？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很多人的脸是青灰色的，如同那个早上的雾霭。

　　又一个清晨，工人们拥挤着走进我家的院子，当中那棵高大挺拔的水杉，在几分钟后轰然倒地，微尘溅起的时候，我 坐在一边，目无表情。父亲和母亲的神情，隔在几层庞杂的枝叶后面，看不清。

　　一切在悄悄地变化着，是的，变化着。

　　这个小城，不止这个小城。

　　特殊的日子

　　那一年，我16岁，正读初三。

　　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都在嬉笑打闹，语文老师是个头顶微秃的中年人，他坐在教室的一角，目光低垂。

　　后来，老师从家中搬来一台17寸黑白电视，摆在讲台上，我们大家一起收看那场浩大的追悼会。

　　唯一清晰的记忆是，当国际歌缓缓奏响时，邻座的男孩低着头靠近我说，“这曲子，蛮好听，和舞厅里似的。”当时 我们都在默哀，一脸沉重，他这句话显然不合时宜。

　　2月19日之后的一周里，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这座苏北小城里，也笼罩着一层浅浅的哀伤。

　　当然，也不全是。

　　那天我正蹲在茅厕里，旁边蹲着两个中年人，他们在聊天，嗓门很大，土语中最地道的形容词和语气叹词接二连三地 蹦出。

　　这种老式的茅厕如今已经绝迹，彼此间没有隔板，在这个小城里，每一个街区的茅厕，俨然就是一个最热闹的公共议 事厅，人们在此方便，谈得也无拘无束。

　　其中一个人，头发很长，打着卷儿蓬在头顶，听他的讲述我知道，这是个失意的人，从单位下岗后，一直赋闲在家。 而另一个人，衣领上积着厚厚的老油，黑黑的，腻腻的，同样，他也“光荣下岗”。

　　两个人发泄着各自的愤怒。我蹲在一边，有些莫名其妙，有些好笑。

　　“下岗”，这样一个刚刚流行起来的词汇，在那个时候，与我而言，还没有真切的感受。我没有意识到，它很快就会 降临到我父母头上。

　　父亲的光辉岁月

　　父亲每天下班回家后，显得忧心忡忡，我知道，那并非因为我没有考进重点高中。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狭窄的厨房里，吃晚饭。

　　头顶的灯泡发出晕黄的光，旁边的蜂窝煤炉里火苗跳跃，一个硕大的铁皮水壶正在上面加热。唯一的那扇窗户，紧闭 着，上面破损的玻璃用废报纸贴着，已经有些发黄。

　　每逢冬天，这个厨房就成了一家三口的暖气房。

　　母亲端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紫菜蛋花汤时，父亲微微叹了口气，“单位领导今天找我了，让我下岗??”

　　母亲没有说话，伸手端过我的碗，加了米饭。

　　父亲接着说，单位效益大不如前，关张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他点起一枝“红牡丹”，2 块8毛钱一包的香烟，不再说话。

　　父亲单位的全称是“工业物资供销公司”，在90年代之前漫长的岁月里，这是个让很多人羡慕的单位。

　　1983年，我两岁的时候，父母从乡下调回县城，此后父亲就一直在这家单位工作。在那之前，父亲和母亲住在县 城最南端的车逻镇下辖的山广村。

　　村子不大，只有一个供销商店，父亲几乎掌管了整个村子的日用品经销，逢年过节时，还负责杀猪放肉，每一户村民 ，得拿着条子来买肉，为了买到中意部分的肉，村民们总会偷偷地塞给父亲二斤米面或者一包大前门香烟。那是父亲最辉煌的 时光之一。

　　父亲回忆说，那会儿，每逢夏天，供销社里进西瓜，父亲可以轻而易举地弄到很多，囤放在床底下，整整一个夏天， 最烦的事情只有一个，旧瓜未吃完，新瓜又来到，不得不十分痛心地把久放变质的西瓜扔到村口的荷塘里。

　　我那时很小，听我父母说，我唯一的嗜好就是揪着村子里一个女孩的两条长长的麻花辫，学着骑马的样子，开心地咿 咿呀呀地笑着叫着。

　　进城后之所以进入这家单位，父亲也是和爷爷做过认真考虑的。那个年代，万物复苏，经济活动日益活跃，但计划经 济的影子还没有散去，“工业物资供销公司”则是当仁不让的黄金单位。

　　从乡村来到县城，我们家的幸福时光是延续的。父亲那会儿经常出差，到全国各地去开订货会。

　　订货会，这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事物，在那段日子里，让父亲的成就感日渐增加。每到一个地方，父亲就被隆重地招待 ，对方热情地推荐自己的产品，希望父亲的单位能够大量采购。

　　父亲的单位如同一个闸门，只要他愿意，某家企业生产的商品，无论是鞋子还是痰盂，无论是布匹还是手表，才能渗 透到一座城市的销售链条中，才能为市民所熟知所接触。

　　记得很清楚的是，经常有人带着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到我家，以品尝和体验的名义，留下几瓶酒或者别的什么物件， 那会儿还不像如今，直接以金钱贿赂，一切还显得含蓄，父亲有时开玩笑说，要是如今，他早就发大财了，那会儿胆子小，收 人家两瓶酒，就已经诚惶诚恐。

　　变化

　　在我高一学习的最后几个月里，父亲已经不再去单位了。

　　他整日坐在家中的沙发上，抽着烟，一句话也不说。人甚至有些迟缓。

　　爷爷有时候过来劝，“上街走走，散散心，老憋在家里，怎么好。”父亲总是有些烦躁，“我一个年纪轻轻的人，整 天到街上闲跑，算什么，跟疯子似的??”

　　县政府前面那条主要的干道正在整修，路两边低矮的平房全部拆除。

　　若干年后，我站在宽阔的双向6车道的马路上发呆，想象着当初的光景。那时，路只是单幅的，两边挤着一些凉茶店 ，我上学的路上，几位老太太与我相熟，总会热情地推销自己的凉茶，5分钱一杯，桂花味的，用普通的玻璃杯装着，放在街 边支起的小桌子上，杯口盖着一块四方的玻璃片。最高的建筑，是一幢4层楼的商店，我还记得，它叫青云楼商场，放学后的 时光，我总会与同伴在里面捉迷藏，在那时的我看来，这是座庞大复杂的建筑。

　　我家的房子在若干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变化，除了不断在屋顶漏雨的地方反复抹上石灰和水泥。

　　母亲的单位也岌岌可危，那是另一家计划经济之下盛极一时的单位——高邮市供销商场。

　　母亲那会儿并没有下岗，只是单位开始改制，每一个员工交纳一笔钱，承包下自己所在的柜台，自负盈亏。

　　为了继续营生，母亲和父亲商量之后，拿出家中仅有的3万元存款，承包下了那个布柜。

　　之后的日子里，母亲总是显得忙碌，人也更憔悴。很多次，她推着满载布匹的三轮车，来到县城最繁华的街市口，大 声吆喝着，我则坐在三轮车里，躺在高高堆起的布匹之间，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下岗的人越来越多，县城里原来的那些单位都关张大吉，城市的面貌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最后一家电影院，也变成了 美食店。我突然发现找不到曾经的记忆了。

　　除了满大街奔跑的三轮车，居然出现了几辆出租车。我当时感到好奇，这些没有任何标记的轿车，可以应着你的招手 停下，载着你到想要去的地方。“县城就这么大，需要出租车吗？”我曾不止一次地怀疑。

　　现在看来，这完全是杞人忧天，如今，统一车型统一标记的出租车已经有数千辆奔忙在县城里，当然，此时县城的规 模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我结婚的那家酒店所在的那片街区，曾经在我看来是遥远偏僻的荒蛮之地，如今已经是市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几年前，恢弘的县委大楼落户于此，一个新型的社区迅速成型。

　　曾经只有在大城市里的公交车，也成为这座城市似乎最平常的景致，人们已经习惯了改变的生活。

　　新生活

　　那个夏天，让我难忘。

　　理由甚至有些可笑，在我看来，家里的西瓜需要自己上街买了。

　　父亲没有下岗时，他们单位几乎包办了职工家庭所需的一切，卫生纸、毛巾、西瓜、洗发水等等，至少在我的印象里 ，每一年的夏天，父亲准会吆喝着从单位拖回来一大车的西瓜，好几百斤。

　　一家三口吃不完，我们就拿着送给邻居吃，有时也会喊爷爷奶奶来吃。每逢傍晚，洗完澡后，父亲在院子里支起一张 简易的弹簧床，张开一个圆桌，抱出一个大西瓜，切开。然后把电视摆在院子里，有时还有很多邻居，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着 西瓜，一边谈论着电视剧的情节，而我则喜欢在这种惬意的氛围里，躺在撒了痱子粉的弹簧床上，看着闪闪发光的星星遐想。

　　然而，1997年的那个夏天，完全变了模样。

　　那个傍晚，父亲曾经的同事来我家玩，他们几个中年男人，脱光了在我家院子里冲凉，我则坐在一边，写作业。屋檐 上挂着的广播喇叭里，正播放着香港回归的新闻，已经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

　　父亲热情地张罗，不停地拎着开水过来，添在他们的水桶里，他们大声地说话，放肆地笑着，那一刻，父亲突然显得 轻松愉悦起来。

　　我看着他的笑脸，心里一阵阵酸楚。

　　后来母亲也下岗了，开始在一家私人的服装店打工，之后的一段日子里，她还给一对小夫妻家做过保姆，带过小孩， 也在不同的私人作坊熬夜剪着线头。

　　此时的父亲，已经托熟人介绍在县城里的妇幼保健医院做起了门卫，一个月350元的收入，不高，但父亲做得很卖 力，也很满足。

　　冬天来临的时候，我感到很寒冷。

　　这一年，我们家没有如往年那般腌制很多咸鱼和鲜肉，甚至只是买了少量的萝卜，腌制起来。我有些不懂事地去问母 亲，“今年就这样了？”

　　我站在院子里，花坛上那棵曾经盛开的迷人的腊梅花已经枯死，长长的屋檐空荡荡的，我恍惚又看见那一排排腌制的 鱼肉，飘着略带咸腥的清香。

　　之后的很多次除夕，我都会坚持在那个狭小的值班室里陪着父亲，和他聊天，笑着说起春节晚会上的节目，母亲则坐 在我们身边，也在笑。

　　12点过后，等别人家放完鞭炮，父亲就会催着我和母亲回家，“早点回去休息吧，陪着我在这受罪，还是这么小的 黑白电视。”

　　每一次走出值班室，与值守在那儿的父亲告别，我总不敢停留，当我骑着车子融进夜色里时，母亲在一旁喊我，“慢 点骑，小心路。”

　　望着沿途热火朝天的酒楼里的推杯换盏，以及那不断腾起的烟火，我的眼泪已经不争气地留了下来。

　　艾敬的歌声让我痴迷，“1997快些到吧??”

　　那时那地，我突然觉得，一切都有些恍惚，原本遥远的已经来到，依旧遥远的将来也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