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叫与狼共舞

　　日丰、东方、虎牌等，都是温州知名的打火机品牌。但很大一部分打火机产品，只是贴牌生产，没有自己的牌子。

　　“日丰”的Logo立在黄发静工厂的最高处。办公楼前的5面旗帜中，除一面是国旗外，其余4面上均有日丰的标志，两蓝两黄。办公楼的大厅内，摆放着十多箱打包好的打火机产品。后面的工厂中，工人们则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在温州龙湾区状元镇这个以鞋革为主的工业区中，这个占地10亩的工厂显得干净和气派。

　　闯荡商海之前，黄发静是一名国有企业的工人。1983年，他紧随经商大潮，停薪留职。先是做工业电器，接着又摆弄了几年眼镜。1990年，他投资了几万元，支起了打火机的摊。

　　起先，他和其他工厂一样，只是一个组装商。零部件由各个不同的工厂提供，他则按照各种订货要求组装起来。虽然产品档次不高，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利润空间并不小。最高时，每只打火机的利润有五六元。

　　1992年是黄发静的一个转折点。那一年，他遇到了法国一家大公司。从那之后，他就开始标准化生产，更新设备，并建立了自己的研发队伍。这一举措，使得他避开了低端产品市场的恶性竞争，逐渐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好日子在2001年碰到了障碍。当年，欧盟制定了CR法规。这项旨在保障儿童使用打火机安全而制定的法规规定，价格在2欧元或者2美元以下的打火机产品，要进入欧洲市场，就必须安装一个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锁。而早在1994年，美国就制定了此法规。因未积极应对，中国的打火机业几乎丧失了全部的美国市场。

　　“这个法规是把产品的价格标准当成了安全标准。”黄发静不服气。为避免温州打火机业全军覆没，他决定牵头抵制欧盟。2001年12月，黄发静联络了温州17家打火机企业召开了研讨会。在他的努力下，次年3月，原国家外经贸部公平贸易司派人到欧盟6国交涉。历经“千辛万苦、千呼万唤”，这个原本于2004年6月生效的标准，终于暂停实施。

　　因抵制欧盟CR法规一事，黄发静被评为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说到此处，原本一脸严肃的黄发静笑了。他将自己舒展在沙发上，又悠然地点上一根“中华”。气氛稍微活跃了一点。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如此放松。

　　黄发静之后，温州东方轻工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坚，应诉了2002年欧盟提出的反倾销诉讼。同年10月，欧盟承认了东方公司的“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这并不是最后的胜利。“有大的订单，国际商家不仅要来调查产品的质量，还会来调查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有没有童工，有没有虐工，是否为员工提供各种福利等等。”黄发静说。

　　为应对贸易摩擦和技术壁垒，拿到大订单，黄发静不得不一再增添新的设备，改进产品质量，并尽量提高员工的福利。

　　2001年，日丰公司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检测。同年，其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还通过了全球最权威机构的认证。2005年，他联合温州32位身为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发起“关爱员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倡议，并承诺率先做到“六有六无”，这12项，均是为了保护员工利益。

　　当然，这是一笔不菲的投资。“国际商家在制定游戏规则，我们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这是与狼共舞。”他忿忿地说。

　　不过，黄发静和李中坚也承认，正是前期的投资，使得他们的企业，能在这场金融危机前期站住脚。

　　这条企业发展之路，也和现在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思路相吻合。前不久，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鼓励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自力更生，勇当浴火“凤凰”，推进转型升级。记者采访中，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也称，该局将企业的转型升级作为以后工作的重点。

　　不过，黄发静的老朋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单靠企业自身的能力很难完成转型升级。

　　“转型谈何容易？很多企业都是作坊式的，要转型升级，得有大笔的资金。钱又从哪里来呢？”他反问道。

　　税痛！税痛！

　　隔着大洋吹来的寒风让温州的打火机打起了喷嚏。但实际上，这个微利产业在税负的重压下，本就有些哆嗦。

　　黄发静和李中坚均表示，目前打火机企业所要缴纳的税费，大概要占到企业总营业额的8%。这个数字，赶上了很多打火机企业在行情看好时的利润。

　　早在多年前，黄发静就在公开场合提出，包括打火机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税负过重，并呼吁政府减轻税负，以便这些企业完成转型升级。

　　2004年8月28日，温家宝总理到温州，就促进非公经济与当地企业家座谈。黄发静是被邀的9位民营企业家之一。

　　“会议本是讨论‘36条’的。温总理为了让每个企业家都发言，就变更了座谈会的议程，改为每个企业家发言10分钟。”他回忆道。

　　在发言中，黄发静提到了中小企业税负过重问题。“当时总理认真地听，我想他一定会听取我们的意见的。”

　　时隔4年，面对记者，他又提到了税负问题。“市场好的时候，我们有钱赚，多交一点税，大家也还能接受。但现在市场这么不景气，还要交那么多税，哪个企业能承受得了？你随便问一个企业老板，看看有几个能记住交多少项税费。即使是会计也搞不清楚。”他再次忿忿起来。

　　说到激动处，黄发静又会用墨绿色的塑料打火机点上一只烟。淡淡的烟雾升起，但声音是愈发严厉了。

　　记者查阅发现，对于像日丰这样的中小企业，所要负担的主要税种有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等，名目繁多，难怪黄发静有“数不胜数”的抱怨。此外，这些企业还要负担各种基金和费用。

　　2007年，民建苏州市委会曾做过一个题为《非公有制企业的税费负担状况及分析》的报告。报告表明，非公有制企业承担的仅由地方税务局代征的基金和费用就多达12项。而其他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收费的项目，也五花八门。

　　“目前，仅根据《苏州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公布的执行项目就有341项，其中涉及企业收费的有220项，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协会收费、有偿宣传费、罚款负担、部门下达的报纸杂志费、企业‘办事’所需要的各种费用和成本、企车政用、政费企负等。”报告中写道。

　　有评论认为，由此仅仅只是窥见中小企业所承担税负的一斑。

　　民建中央也曾于2007年底就非公企业税负做过一份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0.6%的企业认为“税、费混杂，各种变相和强制性收费太多”，30.6%的企业认为“税、费收取额度的确定人为因素大，民、私营企业受到歧视。”

　　调查中，在回答“制约企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因素”这一问题时，36.9%的民营企业选择了“税负太重”。

　　对此，民建中央发布了一份名为《非公有制企业税费负担状况及分析》的报告，报告指出：“税费负担过滥、过重仍然是制约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和体制因素。”

　　饶有意味的是，2008年第一季度，当温州的GDP同比增长10.5%，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约3.5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全市的财政总收入却同比增长了29.9%。今年上半年，在整个国家的GDP同比增长10.4%，比去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国家预算收入却同比增长了33.27%。

　　只要有人拉一把就死不了

　　在2004年和温家宝总理的座谈会上，黄发静除提出中小企业税负过重问题外，还提到了中小企业的地位问题。当然，前者只是中小企业尴尬地位的一个缩影。

　　“我们创造了那么多，可我们和大型企业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经营自家企业25年，这是黄发静最大的感触。他又点上一支烟，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

　　有数据表明，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实现利润的40%、出口总额的60%，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此外，我国1000多万家的中小企业，还解决了城镇就业人员的75%、农业转移劳动力的80%。

　　即使在中小企业内部，内外资的地位也不一样。与“三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明显处于劣势。几乎与内资企业同步发展的“三资企业”，能享受到“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即从获利年度起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内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一直保持在33%，且从成立开始就交。这种不公平，直到“两税合一”后才消除。

　　融资困难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自2004年以来，这个问题日趋严重。当年10月28日,央行宣布提高存贷款利率。此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一再飚高，最高达到17.5%。这意味着银行能放的贷款越来越少。次年，国务院发布的“非公经济36条”，虽在政策上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但在实际操作中，要想从银行贷到一笔钱，仍要费尽周折。

　　“要是通过正常渠道贷款，不要财产抵押就要信用担保，我们这些小企业，很难有这样的条件。要想贷到款，只能找关系。其实有些企业，只要有人拉一把就死不了。”温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说。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他因资金链断裂，托了很多关系，也没贷到款，只好将工厂卖掉，到贵州找矿去了。

　　李中坚有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前一段时间，因更换土地证，需要从银行把抵押的旧证件拿出来。银行坚持要李中坚还掉贷款，但李中坚不敢，怕银行不再放贷。如此谈判了好几轮。最后，在各种力量的担保下，双方才完成对接。

　　因此在温州，民间借贷仍是融资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就此做过统计，在温州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三者之比，当前已达到54：1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