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1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1998年夏，我曾采访王光美，听她谈“文革”往事。我有责任写一篇文章，作为对那次采访的追记，也作为对刘少奇、王光美的纪念。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关系

　　关于新中国第一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我的切入点依然是：刘少奇究竟什么时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国爆发？

　　王光美回答这个问题时，激动的情绪难以掩饰：“‘文革’要爆发，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说法使我十分惊诧。须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1960年代，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743、838页)

　　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当场拍板。

　　王光美对我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总理代。……总得有人坐镇嘛”。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是怎样越过中央一线，掀起对党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

　　而这一特别信息，来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主席夫人，讨论服装穿戴的一次谈话。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么，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王光美向来敬重第一夫人，便谦虚地表示，她将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非常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一五一十汇报了江青的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一贯都是既关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因为有明确规定，她是秘书。”“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严的，不是随便的。她有时随便地对我说什么，主席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不该说，说得不对。”

　　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对于江青这种“听了风就是雨”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举了一个例子。

　　这得从毛泽东1961年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起。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问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高兴，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

　　王光美说，“她是夫人，当然看见这诗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说了”。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就是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过去……衣着是很讲究的”。

　　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江青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王光美告诉我：“你以后看到她穿军装的相片了。她这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从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她已经穿军装了。”

　　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江青换穿军装，仅仅是由于“听风就是雨”的性格使然吗？王光美讲述的这个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这后面是否还有什么政治隐情？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宾说，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换穿军装观看大比武的那个夏天)，他同刘少奇的斗争开始了。(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534页)总之，毛泽东这次大力支持了江青对文艺界的指责。

　　刘少奇批评江青不留情面

　　王光美接着向我讲述了江青以“文艺哨兵”名义，登上政治舞台的曲折经过。

　　为了理解王光美的叙述，这里须对历史背景作些介绍。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反对党包办文艺。文艺界众人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泽东根据江青的提醒，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30页)

　　可是，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推行着。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299页)说穿了，毛泽东推出江青插手文艺，既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党内斗争手段，也可涉及价值观念等大问题。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江青从此以后抓文艺，抓什么对封资修的批判，搞现代样板戏。把上海来的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红灯记》原来是东北的《自有后来人》，也给改了(按：王光美这样讲，大概是由于刘少奇1963年曾应周恩来之请，对哈尔滨京剧院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过史实修改意见。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据，则是上海方面根据该影片改编的沪剧《红灯记》)，改成京剧《红灯记》。江青只不过是看了，听了，她就把这个作为她的本钱。”“江青也许改了一两个字，因为她会京戏啊。”

　　王光美告诉我，由于江青在抓样板戏时，对文艺界批评既多且厉，“中央就听了江青的汇报。少奇找她谈了，问她究竟有什么意见。因为，文艺是很复杂的事。但她没怎么说话。后来，中央在怀仁堂开会，请江青出席。”

　　刘少奇与江青单独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王光美只知道，刘少奇那次批评了江青，在上海与王光美谈文艺界各种问题是不负责任，以后要注意。而江青在“文革”中的“批刘发言”，也透露了端倪：“我对刘少奇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他却不表态。”(刘振德：《我给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271页)

　　刘少奇于1964年1月主持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留有不少史料。

　　虽然在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指责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效甚微”，并怒声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岂非咄咄怪事。”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降格表述为“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周扬的意见是什么呢？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式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态：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胡尚元：《“迎春晚会”事件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文史精华》杂志，2004年4期)

　　更有甚者。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与周扬，对江青已数次要求批判、并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很坏”的剧本——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被江青指控与“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关)，依然采取顶着不办、“欠债不还”的态度。而毛泽东对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艺”，召集部领导开会，早已对周扬发过话：“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当面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中宣部一再表现出的强硬，使毛泽东产生了中宣部有恃无恐的感觉。(陈化等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270、274页)

　　不仅如此。王光美还曾根据刘少奇对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的反应，在个别场合议论过：“据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来自中央一线最高主持者办公室的这一说法，也不见得未被毛泽东获知。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暴露出“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

　　江青抢当“新的知名人士”

　　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恰好一个月。并未感到形势十分严峻的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则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

　　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毛泽东并于6月26日，对江青严厉指责文艺界“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讲话，异常罕见地亲笔批示：“讲得好。”(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557页)

　　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语言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以“最近几年”积累的感受指出，文艺界如不改造，“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31页)

　　王光美对毛泽东“六二七文艺批示”(史称 “第二个文艺批示”)，并未多加评论，只是告诉我，毛泽东那时还有一条“在文艺界培养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这样，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来当“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叙述主线，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现上。她说：“1964年夏天，江青听主席说，要培养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从此就抢着出风头。她想冲。所以，‘文革’后批她想当女皇。她当然听到一点什么新精神了，她就从她个人那里发挥。”

　　王光美说，江青在文艺界“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挥”，不是随着“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传达，伙同康生随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数十部“封资修”电影、戏剧，并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长拉下马，而是这两件事：一、经康生、张春桥协助，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批判，成为“文革”第一声。二、由于批《海瑞罢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正是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牵出了“文革”两大动力集团——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而毛泽东以后多次说，江青对“文革”是有功的(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684页)，大概首先也是着眼于她放出的这两炮，轰破了“文革”前的政治僵局。